杨潜

张荫桓，字樵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人。清同治三年（1864年）捐纳知县，分发山东候选，时年27岁。他以识力过人、才大心细、究心世务、治事精密，先后被阎敬铭、丁宝桢两任山东巡抚延揽入幕，且屡获擢拔，渐从微末幕吏跻身方面大员。光绪二年（1876年）年底，署理登莱青道兼东海关监督。

张荫桓是近代著名外交家，也是晚清政坛的重要人物，誉之者论为干城之选，绝域使才；毁之者谓其翻云覆雨，居心巧诈。他从一介布衣到位列朝臣，仕途的传奇与悲剧的命运，折射出清王朝行将崩溃之际的黯然景象。后人对张荫桓生平史事的研究，多集中于他办理外交、洋务实业以及与维新派的关系等方面，对其家世与早期活动的系统研究则较为少见。

筹办海防

张荫桓到山东之初，历居山东巡抚阎敬铭、丁宝桢幕府，以书记文牍见称，也多有军事作战上的历练。太平军失败后，捻军从豫皖北上进入山东，并一度袭扰直隶省。山东系护卫京畿安全的重心，故阎敬铭、丁宝桢两任巡抚都将“剿捻”视为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同治三年（1864年），阎敬铭曾上奏《酌保攻下淄川等处出力文武员弁折》，共有文员63人。张荫桓名列其中，拟请赏加同知衔。丁宝桢继任山东巡抚后，于同治六年（1867）委派张荫桓赴东三省招募壮丁、购买马匹，以编练精锐马队。此后，张荫桓随丁宝桢在山东剿捻，并管带马队一部，四处征讨，颇为得力。同治七年（1868年），他由知县迭保至道员，分发湖北候任。

张荫桓以候补道在湖北六年有余，在湖广总督李翰章幕中始终不得志。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丁宝桢以筹办海防亟需人才为由，专折奏调张荫桓回山东。丁宝桢秉持“练兵必先利器，制造尤贵得人”理念，先后罗致的洋务人才还有徐建寅、薛福辰、曾昭吉等。由此，张荫桓得以参与山东海防建设，且自海防而渐及洋务外事。其一生事业之发轫，实出于丁宝桢的赏识与提携。光绪元年（1875年）暮春，张荫桓回到山东。相比在湖北的数载蹉跎，他心境大不相同。北返途中，与友人频有诗词唱和，一吐心中的积郁之气。他在《行次单县寄青岚太守》诗中云：“伊余滞荆国，独行嗟路歧。辙穷幸回车，忽复睹羽仪。”

张荫桓回到山东，在丁宝桢幕中差委，参与山东机器局的选址、筹措，以及勘察沿海形势，为修筑炮台作前期准备。他为此四处奔波，不计辛劳。年中，丁宝桢派他赴天津拜见李鸿章，禀商筹办海防事宜；同时考察天津机器局，并带回天津机器局章程作为创办山东机器局之借鉴。张荫桓此行不辱使命，深得要领。

光绪元年（1875年）十月，丁宝桢上奏《筹办海防折》，拟在烟台通伸岗先筑一处永久性炮台，后在其它各处修筑各式炮台。同时委派张荫桓总办防务，会同登莱青道龚易图在烟台设立机构、购进物料，于次年春天开工建设。对于让他总办防务的这项任命，张荫桓感到非常失望。他本来是想担任山东机器局总办，而这一职务却给了徐建寅。身为丁宝桢的亲信旧属，张荫桓因未被重用而满腹牢骚。他在给好友赵新的信中写道：“九月半返省，奉派总办海防，坚辞再三，乃添派蔼仁（龚易图）会办（与河东作仿子耳）。从前所禀商之机器局，另委薛季怀（福保）所荐之候选同知徐建寅为总办，首道薛抚屏（福辰）为会办……弟闻之甚诧，所有半年奉札、奉批、奉函谕、面谕之言均无所据。”近代史学者马忠文对张荫桓函札作过系统释读与研究，认为张荫桓消极抵触的主要原因是：他自认为对山东机器局有策划之功，机器局差使被攘夺心有不甘；海防经费短缺，创办机器局得到的支持力度会远大于修筑炮台；对薛氏兄弟和徐建寅抱有成见。他对丁宝桢的不满溢于言表：“十三年故吏，数千里相依，所遇如是，得非命运使然乎？承属令亲，自当位置。然机局已不容兼辖，骈联吉语，徒负褒嘉。只可徐待机缘，别筹报命……此中境况，惟吾兄能谅之，亦惟吾兄能知之。弟自顾疏慵，无所损益，念帅座举错若是，殊为盛德之累。所以郁郁者在此，并非牢骚之鸣，愿勿为外人道也。”由此可知，重返山东的张荫桓未能如愿以偿。从他同一时段所写的《津门旅夜》诗中也能看出端倪：“升沈莫向帘前问，只合闲身老翠微。”

据实而论，丁宝桢为政唯才是举，深恶用人唯亲。此番筹办山东海防，以创立机器局和修筑炮台两事为急务，在用人上可谓慧眼如炬，尽其所长。徐建寅是近代首屈一指的军工专家，到山东时已有十余年的军械制造经验。他与父亲徐寿都和李鸿章有极深渊源，由他出任山东机器局总办，可以说是创办成功和后续发展的关键。张荫桓一时不如意，反映出其人个性褊狭的一面，或许与他日后的悲剧有某种关联。

张荫桓虽怏怏不乐，但在接受委任后仍为炮台建设殚精竭虑。他在赶赴烟台途中赋诗：“极目苍穹远，孤征况暮秋。冷云高阁迥，初月一星流。贡异仍辽豕，忘机有白鸥。渐看边事迫，空复借前筹。”诗中况味，颇能反映他当时的心境。修筑炮台物料齐备后，通伸岗炮台于光绪二年（1876年）春开建，基础工程进展顺利。当年五月初七，丁宝桢在《查阅海防炮台折》中详尽上报了炮台建设进展情况：“沿山筑圩，高以一丈二尺为式，面宽一丈六尺，底厚二丈一尺，周二百九十五丈。东北临水最要之地，添建圆式炮台，上下两层。上层露天，足以安放走轮大炮。下层分别炮门：中设隔堆及兵房、药房，均做太平盖，内嵌铁板亦与西法无异。圩东一面，建小护台三座，以备接应。联属东南一面，建圆式炮台一座，仍如前法做太平盖兵房、药房、隔堆。圩南西建设营门一座，门外加外圩一层；西南一角建露天炮台一座，正西建护墙小炮台两座，西北建露天炮台一座。此外，沿墙一律建设护墙枪墙，以资屏蔽。一切工程悉用三合土筑造。建望楼于东北隅，兼用砖石。”需要留意的是，炮台工程竣工后，张荫桓所奏报的炮台技术数据与上述不尽相同，说明筑造方案后来有所修改。

光绪二年（1876年）秋，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通伸岗炮台的建设因此多有曲折，经费供应及火炮购置等项出现梗阻，炮台长期未能安装各式火炮，后来又不得不对炮台进行改建。其主因是当时军事技术快速发展，尤其是西洋火炮进行更新换代，海防炮台建设发生相应变化。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晚清自强运动时期，国人大办洋务过程中存在的盲区和局限性。军事变革的情势也促使北洋大臣李鸿章调整海防建设思路，特别是对海军力量的发展作了重新规划。

张荫桓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七月二十日的日记中也有追述：“山东寄到通伸岗炮台销案，又了一重官累矣。此台创建于光绪二年丙子，告竣于光绪四年戊寅，共费八万金。公款不足，丁文诚垫万五千金，余垫八千金。此台略仿西法，工竣恰十年，坚固屹立，曾拨练军驻守。论者犹谓形势非善，不知当日原奏尚有跺山、八蜡庙两台，以无经费无从举办。又台成无炮，亦不能为东海屏藩，可惜也。”后人论及山东海防与通伸岗炮台，多未理清初建炮台与后期改建炮台的关联与变化，以致脉络不清，语多含混讹误。

张荫桓在负责海防炮台建设期间，李鸿章奉旨至烟台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就“滇案”举行正式谈判，于1876年9月13日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张荫桓以随员身份参与其事，襄助有功，受到李鸿章赏识。这也成为他日后得以在外交领域崭露头角的关键，也是此后得以出任地方要员的重要铺垫。

代理道员

光绪二年（1876年）十一月，登莱青道道员龚易图旨准入都引见，并告假回福建故乡修墓。一直作为幕吏的张荫桓在仕途蹭蹬十余年后，由此署理登莱青道，开始掌管一方。虽说尚未实授道员，但被派委山东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也使他有了独立施展才干的舞台。

上任伊始，张荫桓就遭遇英国人要求在烟台设立租界的棘手之事。烟台开埠之初，英法两国便抢先租赁土地、民宅，试图开辟专属租界区，并且引发过一桩“中法租地案”外交事件，导致东海关首任监督崇芳去职。继任者潘霨熟谙洋务，兼具灵活的外交手腕。他在平息这一外交风波的同时，以《北京条约》为据，申明和约虽议定烟台可驻外军，一经付清赔款即须撤军，无永久租占之理。只准许商民以私人名义租赁土地于外国，但不得作为某一国的专管租界。烟台由此开启了只开放租地而不设租界的成例。心有不甘的英国人趁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之机，伺机找事。英国驻烟台领事借口该条约第三端第二条规定“新旧各口岸，除已定有各国租界，应无庸议。其租界未定之处，应由英国领事官会商各国领事官，与地方官商议，将洋人居住处所画定界址”，重提烟台租界问题。一心想交好英国的李鸿章，饬令登莱青道龚易图派员会同英领事查勘设立租界。中英双方重新勘定地亩，拟划为租界的总面积为“308亩7厘7毫”，但这一地块华洋杂处，东海关的银号、税务司驻地以及庙宇、公馆、墓地等也被圈入。因此，双方约定，土地、房产仍按旧例办理。

在商办租界的过程中，英国领事横生枝节，提出要仿效上海租界办法，成立工部局，在拟划租界内收取房捐，在港口按照货物价值征收百分之一的“码头捐”，所得由工部局、税务司、东海关分成。张荫桓对英国人“得陇望蜀”的行为予以拒绝，提出北方口岸应仿照天津成例，天津租界向来没有“码头捐”。张荫桓又援引《烟台条约》条款“各口租界作为免收洋货厘金之处”，并指出上海所谓有“码头捐”不成立，而是属于办理特殊事务的“筹防捐”，有理有据地驳回了英国领事的无理要求。

英国人的算计是设立租界就需要成立工部局，一年所需经费不菲，仅靠房捐难以敷用，故提出抽取“码头捐”的要求。张荫桓窥破其中堂奥，回复英领事：经费问题属于洋人自己的事，地方官可不预闻；且烟台租界规模远逊上海，外国商行不多，工部局无设立之必要。若按货抽捐，只征收洋商、不征华商，我们不会反对。对张荫桓在交涉中的强硬做法，李鸿章曾来函诘问，戒以无须固执己见。张荫桓详加说明，分析利弊，李鸿章也给予认同，并表明“码头捐”一事“无勒捐华商之理”。英国人因“码头捐”问题未能如愿而非常恼火，便施加种种威胁。张荫桓不为所动，使得已经勘定的租界一事无限期地拖延下来。

张荫桓的离任时间，地方志及有关史料记载不一，且多有误。查考多种文献档案可以确知是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二十七日，并非当年十月交卸差事。如此计算，他代理道员为一年零三个月。如《东海关续征第七十结洋税折》记载：“兹据东海关道方汝翼详称，自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前署道张荫桓交卸。该道即于是日接办，至二十八日止。”又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方汝翼履历记载：“光绪三年十一月，旨补授山东登莱青道，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接印，是年三月捐助晋赈。”另有李鸿章给张荫桓的函件等史料也可以佐证。

张荫桓在烟台代理道员时间虽短，却有不少利民之举。他任职前后，胶东乃至山东全境发生严重旱灾，史称“丁戊奇荒”，灾情持续数年。胶东各地“但见油然之云并无沛然之雨，井干田裂，河枯渠尽，锄犁不能开垦，小麦收获无望”。胶东地区从官府到民间，赈灾都较为得力。1877年《申报》记载：“在济南饿死一万五千人，在烟台饿死者以千百计。至1877年，全省饿死不下五十万人。”总体而言，胶东地区未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失。因旱情影响，1876年、1877年连续两年，东海关仅洋税一项征收额度下降近三分之一。户部追索东海关尚欠解的六成洋税京饷银二万五千两、代解闽省京饷银二万两。张荫桓禀称：“征税之盈绌，视商货为转移。东省当灾欠之余，邻省又多荒旱，市面萧索，百货壅滞，税项甚形减色，实为历年所未有。”他同时也说明了其它情形，表示欠缴的“四万五千两”目前实属无可筹措，请求朝廷缓解。据实上报，不计政绩得失，反映了张荫桓勇于任事的为政风格。

在张荫桓任内，烟台有一处义冢被英国人觊觎。他们通过诡谋篡夺攫取到手，且经福山知县盖印批准。这处公共墓地，是闽浙粤三省商人的旅葬之地。无奈之下，他们诉至道衙。张荫桓认为，义冢断不能售予洋人。他几番与英领事交涉，申明前议悖理，并责令退还。据地方史专家冷永超考证，此义冢地块位置在东河（现解放路）以东的沙滩。若干年后，盛宣怀创办的广仁堂将其纳入统一管理，成为当时公益慈善机构的一部分。

烟台开埠后，登莱青道管辖区域内的矿产资源成为外国商人垂涎的对象。一些贪图利益的地方士绅私下招引洋人联手开采获利，引起民众反感和抵制。对这些涉外问题的处理，张荫桓一向坚持以我为主，据理力争，不为洋人的强势所屈，这与他日后从事外交事务表现出的才干与卓识前后辉映。他精明强干的行事作风，使得外人不敢小觑，反而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可以说，上述对外交涉的实际历练，为张荫桓出使外国期间折冲尊俎，以及尽力维护异国华侨权益，打下坚实基础。

张荫桓博学多才，一生著述甚丰，诗文成就极高，卓然成家。他在烟台创作的大量诗文，或抒发济世情怀、政治抱负，或描绘山海景色、四时风物。张荫桓的旧体诗，遣词用句清丽典雅，如矿出金；写作手法多样，比兴寄托，自然天成，意境高远，诗风沉雄雅健。摘选七言古诗《烟台梨花赠龚方伯》数句，即可尝鼎一脔：“梨花万山攒白虬，晴曦四射山更幽。海天芳意春不洩，至此乃豁征人眸。碎揉琼瑶缀丘壑，皓雪比色犹惭羞。安得移床拨云瓮，夜有香梦凌罗浮。沿山一磴平如掌，花底行厨对屏障。深树棋声落子迟，卧沙骑迹随风荡。”龚方伯，即龚易图。这首诗写于光绪二年（1876年）春天。当时，他们一同出游，梨花盛开的烟台让张荫桓诗兴大发。除了山水诗，张荫桓还留下一些关心民间疾苦的佳作，如：“无端旱潦迫东莱，阁夜声流泽雁哀。祈雨登台能感格，一年望岁共疑猜。”

张荫桓在烟台为友人虞明甫写过诔文，虽是一篇“应酬”之作，在友朋离合生死之际却缠绵悱恻，一往情深。虞明甫的生平不详，从诔文内容推测是幕中书吏。此人于光绪三年五月二日突发疾病，客死芝罘。哀诔中写道：“暮春过后，贻我庄子。纸墨鲜美，遗念何已。新麦甫熟，蜩鸣野风。君病六夕，淹然告终。弱息何知，哀感行路。独客异乡，孰为新故。友生笃义，经纪君丧。谋君身后，归骨朱方……一生一死，乃见交情。”同为宦游之人，张荫桓感于身世飘萍，写得真挚感人。

光绪七年（1881年）九月，张荫桓补授安徽宁池太广道，兼榷芜湖关。至此成为实缺道员，十余年候补委署官员的漂泊生涯终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