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鹰

几年前，第一次去扬州，游览完瘦西湖，我径直去了平山堂。果然，在其中我看到了苏轼那首著名的《西江月·平山堂》：“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闰正月，欧阳修由滁州知州转任扬州知州，只是次年初即离任，前后不满一年。不过，在这一年里，欧阳修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即在扬州西北郊的蜀冈大明寺旁修建了平山堂。坐此堂上，历历在目的江南诸山，似与堂平，故而欧阳修为其取名“平山堂”。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由黄州赴汝州时经过扬州。一生自谓“虽无以报，不辱其门”（《颍州祭欧阳文忠公》）的他，看到平山堂上恩师留下的手书，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是啊，苏轼怎能不感激呢？没有欧阳修的慧眼识才，没有这位一代宗师的力排众议，苏轼的命运肯定要改写。所以，对于苏轼而言，欧阳修是他的恩师，更是他的伯乐。

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被任命为知礼部贡举，主持科举考试。当时，用词怪异、晦涩难懂的“太学体”流行，而追求平易、自然文风的欧阳修，要求考官们评卷时一定要坚持言之有物、平易自然的标准，那些故弄玄虚、写奇文、怪文者，一律淘汰。

考生中有来自四川眉州的苏轼，他下笔如有神，很快就完成了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看到这篇用词清新自然、言简意赅的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孟子的风骨，欧阳修“惊喜，欲擢冠多士”。他对人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宋史·苏轼传》）

考官们在传阅交流后也一致认为，《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当为最高分，但欧阳修“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他想到其可能出于得意门生曾巩之手，为避嫌，就故意将其列为第二名。待放榜，欧阳修才发现，《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的作者是苏轼，其弟苏辙考了第五名。这一场科举，除了苏轼、苏辙，高中进士者中，还有曾巩、张载、程颢、吕惠卿等人。

有人上榜，就有人落榜。而落榜者，多是擅长“太学体”的人，其中不乏考前被人看好者。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欧阳修改变了评判标准，才导致“及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那些原本太学中的佼佼者都落榜了。于是，他们对欧阳修恨之入骨，群起而攻之，“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

欧阳修不为所动。对于这样的结果，他早就想到了，他坚信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令人庆幸的是，这一次，宋仁宗站在了欧阳修一边。按照程序，“奏名进士”（贡举考试上榜者）还要参加一场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淘汰比例往往较高），通过后才能成为最终的被录取者。但是，此次殿试，宋仁宗破天荒地一个也没有刷下，贡举考试上榜的388人，最终全部高中进士。

朝廷的态度，等于直接肯定了欧阳修对于科举考试的改革。自此，“文体自是亦少变”（《宋史·苏轼传》），士子们都开始写平实、自然之文，科考的风气随之转变。

欧阳修从不掩饰自己对苏轼的赏识。他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与梅圣俞书》）苏轼也非常感激欧阳修对自己的赏识和教导，一生对其尊崇有加，自谓“受知最深，闻道有自”（《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苏轼说：“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东坡全集》）他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也坚持像恩师一样，勤于学问，忠于职事，以天下为己任，并且终其一生，做到了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