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英山

在文登、乳山、牟平三所县城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三不管”。因早年在这里出了一桩人命官司，涉及3家县衙，谁也不愿意接这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愿来处理这桩命案，官司就这样不了了之，所以此地后来得名“三不管”。

在三不管旁边有一个村落叫花沟庙，当年有一所联村协办的学校叫“花沟庙小学”。这所小学是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当年我党的很多地下工作者，很多的高级负责人都在这里开展工作，如牟平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郑省农（林明），就曾担任过花沟庙小学的校长。这所学校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很多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前后有100多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的在武装部队参战，有的转入地下秘密工作，先后走上了抗日救国的战场。

说到花沟庙联络站，不能不提花沟庙联络站负责人、牟平人民的好儿子赵书真。赵书真，1912年2月出生于原牟平县莒格庄乡泊而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赵家祖辈日子过得小康殷实，在当地小有名气，但到了他的父亲这一辈就衰败没落了。赵书真幼年时曾入乡村私塾学习，他天资聪慧、好学上进、成绩优秀，经常受到先生的表扬。后来，由于家庭经济拮据，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家务农，帮助家庭分忧解愁。

辍学后，他仍然坚持自修自学，对文化书籍爱不释手。他先后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其中包括很多的进步书籍。这些书籍影响了他的人生，为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31年1月，经人推荐介绍，赵书真在花沟庙小学任教。他视野开阔、思路敏捷、语言幽默、知识丰富，特别是文学方面的修养和造诣，远远超出了读私塾几年的水平，在当时的教师中可谓出类拔萃，无人能及。他思想进步，对学生灌输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教育，常常寥寥数语便能句句中的。他教学时擅长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循序渐进，教育学生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有问必答，是学生的良师益友，很受学生的欢迎和爱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高修同志（1918.6至2015.9，原牟平县宫家沟人，牟平五区特支书记，离休前任国家商业部副部长）从济南回到家乡，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6月，高修同志在宫家沟建立了五区特支，隶属文登县委。同年9月，高修介绍赵书真入党。11月，在高修的主持下，花沟庙党支部建立，隶属五区特支，赵书真任支部书记。五区特支和花沟庙党支部成立后，在附近周边村庄积极开展活动、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壮大队伍，先后有十几位同志加入了党组织。

1939年1月，五区特支从宫家沟移至花沟庙，同年夏天，五区特支改为五分区委，归属牟平县委领导。当时，牟平东部党组织与文登、荣成的党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位于牟平、文登交界处的花沟庙，是东西交通的要道，党的联络站就设在这里。这里曾举办过数期党员训练班，多次召开秘密会议。作为东道主的赵书真，既是接待人员、安排食宿，又是筹备经费、安排会议工作，东奔西跑，忙里忙外，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做了大量工作。

花沟庙党组织的活动，渐渐引起各界的注意，当时的花沟庙小学被称为“列宁小学”。这一秘密联络站，为党的抗战事业做了很多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当时盘踞在牟平文登边界的国民党游击司令郑维屏视赵书真为眼中钉、肉中刺，欲置赵书真于死地而后快。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牟平形势急剧恶化，郑维屏见时机已到，便急不可待地下手了。

1940年9月3日，郑维屏一行突然包围了花沟庙小学，赵书真不幸被捕，被押到宋家口村。我党组织立即进行保释，郑维屏蓄谋已久，保释无效。当晚，赵书真被转移到文登晒字村。郑维屏亲自审问，逼其就范。惨无人道的敌人对他施用了种种酷刑，赵书真紧咬牙关，怒目圆瞪，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1940年9月5日凌晨，赵书真被五花大绑，押赴晒字村头刑场。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威逼利诱，迫其就范。赵书真面不改色心不跳，不吃敌人那一套。他冷笑一声，慷慨陈词，痛斥敌人：“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我赵书真抗日救国，光明磊落，何罪之有？如果你们还当自己是中国人的话，就应该放下屠刀，回头是岸！”敌人被戳到了痛处，无计可施，最后对赵书真举起了屠刀。我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赵书真，为党的抗日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同时，赵书真负责领导的花沟庙秘密联络站也遭到了重创。

但是，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浴血奋战的党员干部，在白色恐怖下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在危难中不迷失方向，埋葬好同伴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又踏上了新的战斗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