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槌花边，如悠扬的旋律，奏响着历史的乐章。当第一根别针嵌入花边的垫子，第一根棒槌敲响案板，辉煌的篇章就此揭开。它从明清时期走来，穿越民国的云烟，在民间艺人的指尖绚丽绽放。棉线与麻线交织，如七彩霓虹般绚丽，编织出繁花似锦，展现出独特的韵致。繁复与简洁，华丽与朴素，皆是美的精灵，令人陶醉，心驰神往，让无数人为之倾心。

在往昔的岁月里，棒槌花边是老一辈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依靠勤劳的双手和无尽的智慧，编织出各式精美的花边，开辟了第二副业，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了额外收入，也为那段贫瘠的时光增添了不少色彩。

棒槌花边是源于欧洲的传统编织手工艺，大约在1890年前后，烟台妇女开始学习用绕线管制作花边。这种绕线管在栖霞当地被称为棒槌，所以做成的花边便被称为棒槌花边。

棒槌花边由编结工艺演变而来。最初，它是用鱼骨做别针、羊脚骨做绕线管制成的骨花边。16世纪时，欧洲的绕线管花边有所发展；17世纪时，比利时和意大利成为主要生产中心。1888年，美国传教士海伊斯在登州开办编织技术培训班。1890年，海伊斯夫妇在烟台创办“花边女子学习班”。1893年，海伊斯夫妇将女子班交予英籍传教士马茂兰，马茂兰将花边商业化，创立“仁德洋行”。1896年，马茂兰创办了奇山所城花边学校。学校备受欢迎，众多贫苦女子借此得以自食其力。后来，花边出口成为烟台的特色产业，仁德洋行资金愈发雄厚。花边出口为烟台女性开启了新的职业时代。

1898年，马茂兰来到栖霞县臧家庄镇西栾家村传授织花边技术，到1914年，这一技艺几乎遍布全县。1933年，栖霞规模较大的花边庄号已有华和成、恒元记、同聚福、福顺成等19个。从此，棒槌花边“家家有艺，户户发网”，编织花边成为当时很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冬日，阳光如轻纱般洒在窗前，女人们围坐在炉火旁，或坐在花边撑子边，手捧棒槌，将心中的美好憧憬与情感编织进线中。她们的目光专注而温柔，手指灵巧地摆弄着缠线的棒槌，每一次敲击都宛如在讲述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生活并不容易，每个家庭都在努力应对各种困难。在胶东农村，白天，女人们在伺候完一家人的午饭、在上山干活的铃声响起之前，见缝插针地坐在院子里的花边撑子前，用细细的棉线穿过棒槌，编织出美丽的图案；夜晚，在煤油灯下，她们织到半夜，家里的小姑娘们放学后也跟着母亲织花边。虽然辛苦，收入微薄，但每一分钱都意味着更多的温饱与希望。

三里五村都有专门送花边的人，人称“撒花边”。他们往每个村子送货，大队的喇叭会招呼织花边的妇女去领花边样子，“撒花边”的人再按照规定的时间来回收。

1964年，栖霞成立县艺品社，对棒槌花边的生产实行统一管理。至1980年，栖霞的花边从业人员达5.5万人，出口量居当时烟台各县之首，主要销往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栖霞曾先后派出30多名编织能手60多次前往日本、美国、泰国、希腊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表演，使栖霞棒槌花边声名远扬。

花边，犹如仙子织就的锦衣，细腻入微，晶莹剔透。其花样新颖，如春日绽放的花朵，落落大方。镶拼台布、盘垫套笼、家庭陈设，尽在其中。它在传入栖霞的一百多年里，已融入当地优秀的民俗文化元素，深深扎根于老百姓的生活中。编织花边不仅为家庭带来了额外的收入，还成为了村里的一项特色产业。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棒槌花边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机器编织的兴起，使得这门传统手艺逐渐被遗忘。如今，我们只能在记忆中寻找那份美好，在民俗博物馆中观赏那些精美的花边作品。偶有织花边的传承者，也只能以表演的形式穿梭于国内外的各种手工艺术平台。

棒槌花边的精髓在于匠人的用心和创造力，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蕴含着匠人的情感和灵魂。机器编织虽然高效，却缺乏了那份独特的温暖。棒槌花边，也是非遗的瑰宝、文化的使者，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它丰富了物质，升华了精神的殿堂，成为传统文化中璀璨的明珠，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