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作为首位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报道的新华社记者，陈伯坚在前线采访时发现某连队墙报上有一首表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诗。他赶紧抄在笔记本上，并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如原文中“迈过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中华好儿女”改为“中国好儿女”；“打败美国野心狼”改为“打败美帝野心狼”等。11月25日，新华社播发陈伯坚采写的战地通讯《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他在文章开头引用了自己从墙报上抄录下来的那首诗。次日，《人民日报》以《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话》为题刊发了陈伯坚的这篇通讯，并将这首诗排在副标题位置。这篇报道发出后，感动了无数国人。著名音乐家周巍峙当即为这首诗谱曲，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殷成明

陈伯坚（1922年—1991年），原名陈志毅，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人。其父亲陈文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县第一位共产党员。陈伯坚自小就深受父亲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追求进步。1938年6月12日，16岁的陈伯坚在黄县参加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革命生涯。因他读过书、懂音乐、会唱歌，所以参军后被安排在宣传队工作。转年，他被调到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担任音乐教员，不久又被调到胶东区党委领导的抗战剧团（后改为鲁迅剧团）担任教员。193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4月，18岁的陈伯坚被调到大众报社当记者，从此走上了新闻工作之路。

行进在乡间的青年记者

陈伯坚来到大众报社后，便被派驻胶东区党委和胶东驻军机关，主要承担党政军领导机关重要新闻的报道和保持领导机关与报社联系的畅通工作。在这里，他不仅从接触到的大量重要文件和领导讲话中了解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也受到区党委和部队领导及机关干部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深刻影响，思想和新闻业务都进步很快，很好地完成了各项报道任务。

1941年8月，新华社胶东大众社成立以后，根据工作需要，他从机关回到社里，在做了一段时间的内勤编辑工作之后，便开始执行外勤采访报道任务。

陈伯坚先是一头扎进抗日根据地的农村，采访报道乡村新闻。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在东海专区农村采访，发出了一些影响比较大的新闻。

1942年秋，胶东农村正深入开展减租减息增资运动，陈伯坚来到文登县采访。10月，二区大时家村发生了一起两名雇工因要求增资而遭地主殴打致伤事件。这个地主姓侯，十分霸道，村里没人敢惹他，家里两个雇工的报酬长期被压得很低。在轰轰烈烈的减租增资运动中，两个雇工向侯某提出增加报酬的要求。侯某不但不答应，反而对他们破口大骂，并且收买流氓在街上叫嚷说两个雇工想造反。两个雇工要求到区职工会讲理，侯某竟抓起铁锨，和几个被收买的流氓一起对他们大打出手，将二人打得浑身鲜血直流。这是一起地主公然对抗中共中央减租增资政策的严重事件。消息传开不到三四个钟头，周围村庄500多名雇工便迅速集结到大时家村，向地主侯某提出严正抗议，并立即向县政府告发。同时，集会群众向侯某提出四条要求：第一，侯某承担受伤雇工的医疗、养伤费用，养伤期间工资照发，并负责抚恤伤者亲属；第二，增加工资；第三，在群众面前公开承认错误，向受伤雇工道歉；第四，保证以后绝不虐待雇工，并允许雇工自由参加抗战活动。侯某全部拒绝。集会群众一边继续与侯某进行斗争，一边照顾两名伤者，一直坚持到天黑。第二天，文登县工、农、青、妇、商、学各界人士4000多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受伤的两位雇工被担架抬着参加游行。游行队伍沿途高喊口号，每到一村都发表演讲，痛斥地主侯某对抗中央政策、残暴打人的罪行，呼吁民众团结起来援助受伤雇工、与地主侯某进行斗争。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侯某仍拒不接受集会群众提出的要求。社会各界一边联合向县政府告发，一边要求其他地主执行中央政策、提高雇工报酬。县政府判决，地主侯某必须接受集会群众提出的全部条件。在宣传教育和舆论压力下，其他地主都提高了雇工报酬，侯某被完全孤立起来。随后，县里召开斗争大会，许多群众上台对侯某的罪行进行批判。面对社会各界人士的严厉痛斥，地主侯某不得不低头承认错误，并答应接受群众提出的全部要求。

陈伯坚在采访完后很快写出通讯《“大时家事件”》。10月9日，《大众报》在第一版刊发了这篇通讯。《“大时家事件”》的发表，对胶东区正在深入开展的减租增资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些坚持与中共中央减租增资政策进行对抗的地主改变了态度，愿意接受给雇工增资的条件；广大农民群众受到鼓舞，进一步坚定了夺取减租减息增资运动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全区减租减息增资运动出现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1944年12月15日，文登县召开全县劳动英雄代表大会，这是胶东区召开的第一个县级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们总结交流生产经验，讨论制定生产计划，评选全县劳动英雄。20日，大会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会场附近的5000多名群众前来参加，“像赶山会一样热闹”。县委领导为获得“劳动英雄”称号的张富贵、倪日滋、王克俭、王仁忠、于得海、张锦艳6人披红挂彩，并分别发给黄牛、耕犁、铁镢等奖品。会议期间，还举行了全县生产展览会。持续6天的全县劳动英雄大会，开得隆重热烈、富有成效。大会开了6天，陈伯坚在会内会外紧张地采访了6天，掌握了大量生动感人的新闻素材。会议结束后，他很快发出消息《文登举行劳英大会》，详细报道了这次劳动英雄大会的盛况。1945年1月25日，《大众报》第一版头题刊发了胶东支社的这一重要消息。在此后不长的时间里，先后有多个县召开了劳动英雄大会，对推动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伯坚喜欢参加群众举办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很快便成为他笔下的新闻。1943年12月26日，牟海县（今乳山市）第十区小学教员50多人和当地参加民兵干部训练班的200多人，联合举行了一次时事座谈会，驻军某部一位领导干部应邀参加。座谈会的内容有“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的意义和经验教训、苏联红军伟大胜利对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日本的新动向等。参加座谈会的教员和民兵讨论得非常热烈，驻军某部干部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一作出解答，大家都感到收获很大。陈伯坚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后，他发出消息《牟海小学教员、民兵召开时事座谈会》（1944年1月14日《大众报》）。

在根据地的农村采访，重大新闻不多，更多的是一些小事儿。陈伯坚善于从小事中发现新闻、报道新闻。1943年冬季，冬学运动再次在胶东农村开展起来。1944年春节后，陈伯坚在海阳县五区港里村采访时，村干部给他讲了这样一件事：这个村的冬学原来是按星期制安排开课时间，就是每七天休息一次，星期日休息。由于农民的星期制概念比较淡漠，经常因记不住哪一天是星期日而错过一些上课时间，耽误了学习。后来他们改为五天制，就是五天休息一次。具体安排是：初四、十四、二十四日这三天休息日为群众团体活动时间；初九、十九、二十九日这三天休息日为民兵活动时间。这么一改，群众都非常习惯，再也没有出现有人因记不住休息日而耽误到校学习的现象了，各群众团体和民兵的活动也都很有规律地开展起来。陈伯坚觉得，这件事虽小，但对根据地正在开展的冬学运动有普遍意义。他发出消息《海阳五区港里村冬学实行五日休息制》（1944年2月7日《大众报》），介绍了港里村的经验。这一报道发出后，根据地很多地方都借鉴港里村的经验，对冬学管理制度进行调整，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作战前线抓新闻

在根据地乡村采访，陈伯坚像是一位泥腿子农民，整天与群众打成一片；在作战前线采访，陈伯坚就是一位勇敢的战士，总是靠近战斗前沿记录我军将士英勇杀敌的事迹。

1944年8月中旬起，胶东部队发起对敌秋季攻势，攻克牟平县水道据点是这次对敌攻势行动中的重要一战。水道据点是日军控制胶东半岛东部的一个战略要地，也是敌人屡次进行大扫荡的兵站。这个“钉子”不拔，对我根据地危害很大。8月24日深夜，胶东军区参谋长贾若愚与东海军分区首长刘涌、仲曦东、于得水等，指挥胶东军区第十六团、东海独立团向水道据点发起猛攻。东海独立团二营等共600余人，在尺坎与曹格庄之间的大路两侧设伏打援。陈伯坚进入前线指挥所进行采访。25日上午10时，增援日军到达尺坎村北。敌人刚进入我埋伏圈，我军爆破组就拉响了预先埋设的38颗地雷，炸得日伪军血肉横飞。随后，埋伏在附近的东海独立团二营指战员等向敌群一阵猛烈射击，随即发起冲锋，与日伪军展开白刃战。经过3个小时激战，我军打退了增援水道之敌。此次尺坎伏击战，击毙日伪军40余人（其中日军顾问一人）、伤10多人。在前线指挥所采访的陈伯坚掌握了前线阵地作战的大量情况，战斗结束后，他又立即采访刚从阵地上下来的干部战士，了解了对日伪军展开肉搏战的详细经过。回来后，他很快发出通讯《刺刀刺在敌人的胸膛》（1944年9月16日《大众报》），生动记述了二营指战员在肉搏战中英勇杀敌的感人事迹。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与驻青岛、即墨的日军勾结，进攻我根据地，对人民群众进行欺骗宣传，企图窃取胶东军民抗战果实。陈伯坚在前线采访期间，不断发出报道，揭露日伪勾结的罪行。8月底日军重新占领即墨城后，国民党投降派赵保原即亲率三个团进驻即墨县城，配合日军出动袭扰；国民党投降派李先良则派兵进驻青岛市外围东、北部日军移防后空出的地带，帮日军镇压百姓。陈伯坚发出消息《李逆先良、赵逆保原在青岛、即墨城与敌寇公开合流》，揭露了日伪合流烧杀掳掠的罪行。9月9日，《大众报》第一版头题刊发了胶东支社的这一报道。9月5日下午，驻即墨县城的200多名日军与国民党军赵保原部残敌300多人，开出4辆坦克、2辆汽车，分两路向即墨县城西北的我军阵地进攻，被我军击退。9月7日，陈伯坚发出电讯《即墨城敌带领赵保原残部向我进犯被击溃》。

陈伯坚在前线采访期间，发出的报道还有《栖招莱敌寇报复“扫荡” 投降派赵保原配合敌伪出动》（1944年5月16日《大众报》），《南线我军炸毁胶济路沧城段》（1945年9月3日《大众报》），《青岛伪保安独立团二中队全部携械投降我军》（胶东支社1945年9月14日电）等。

记者诗人

中国人大多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耳熟能详，每每听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都会感到十分振奋。但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与陈伯坚还有一段特别的故事。

1950年10月，作为首位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报道的新华社记者，陈伯坚在前线采访时发现某连队墙报上有一首表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诗。他赶紧抄在笔记本上，并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如原文中“迈过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中华好儿女”改为“中国好儿女”；“打败美国野心狼”改为“打败美帝野心狼”等。11月25日，新华社播发陈伯坚采写的战地通讯《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国人民志愿部队》，他在文章开头引用了自己从墙报上抄录下来的那首诗。次日，《人民日报》以《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话》为题刊发了陈伯坚的这篇通讯，并将这首诗排在副标题位置。这篇报道发出后，感动了无数国人。著名音乐家周巍峙当即为这首诗谱曲，定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这首诗的发现，反映出陈伯坚作为记者的新闻敏感；这首诗的修改，则反映出陈伯坚作为诗人的深厚造诣。其实，在新华社胶东支社、胶东分社担任记者时期，陈伯坚就曾发表过不少诗歌作品，如《妈妈，你看这麦田》《我们记起……》等。1945年2月12日《大众报》刊发的长诗《一块小石碑》，是他当时的代表作之一。

《一块小石碑》的创作背景是：1945年2月9日，陈伯坚在采访报道完文登县劳动英雄大会返回途中，专程到文登县西部的崔家口村去拜谒了理琪同志墓。理琪是中共胶东特委书记、文登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1937年12月24日）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司令员兼军政委员会主席。1938年2月13日，正在牟平县城南雷神庙召开第三军领导干部会议的理琪等同志被日军包围。日军在飞机掩护下频频发起攻击，理琪等人奋力抗击。战至黄昏，日军被迫撤退。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激战中，理琪身负重伤，不幸牺牲。次日，部队将理琪的遗体安葬在圣水岩山下的崔家口村（两天前他带领部队从这里出发攻克牟平城）东山坡上。村里有个石匠，在理琪墓前竖起一块不大的石刻墓碑。国民党军队对此十分恼怒，就把这块小石碑挖掘出来搬到很远的地方。但是，当天晚上，老百姓又把小石碑搬回来竖起来。如此反复两三次，最后国民党军队只好放弃破坏。拜谒理琪墓回来后，陈伯坚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当天夜里，他挥笔创作了长诗《一块小石碑》。

在这首60多行的长诗里，陈伯坚深情地讲述了小石碑的故事，表达了对理琪的崇敬之情，也表达了对那个不知姓名的石匠和当地百姓的赞赏之意，还表达了对日伪军的无比愤怒。诗的最后一段写到：

如今，这里早已解放，

理琪同志的坟每年都有新土添上，

——有部队的，

有路过来瞻望的同志的

而更多的却是老百姓的。

那小石碑虽已苍老了许多，

却依旧傲然地站着（就像理琪同志一样），

望着人民的笑脸，

听着自由的欢唱。

谁也掀不倒它，

因为它不是块石头，

而是千万人的力量。

在这首诗的尾部，陈伯坚讲述了理琪同志牺牲和“安葬在文西圣水岩之下”的经过。最后，他写到：“理琪同志牺牲已经整整七年了。七年来，胶东抗战有极大发展。理琪同志若有知，也会感到十分快慰吧！”

陈伯坚的这首长诗，有故事、有情节，有抒情、有评论，生动感人，意境深远，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件难得的佳作。

著名文学家、文艺理论家、曾担任胶东文协会长的马少波曾说过，陈伯坚等人当时创作的反映战争、歌颂英雄、揭露日伪和投降派的诗歌等作品，“像号角一样动员群众，像匕首一样刺向敌人”。

1947年8月，陈伯坚调任新华社华东野战军分社第十三纵队支社社长兼前进报社社长。1950年10月，他作为首位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的新华社记者，进入朝鲜战场进行战地报道。之后，历任新华社志愿军分社副社长、志愿军总分社编辑组组长、朝鲜停战代表团秘书处新闻组组长、开城记者团秘书长。1955年，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后历任新华社驻开罗和巴格达分社首席记者，新华社国际新闻部编辑、东方组组长、副主任、主任，新华社党组成员、副社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新华社亚太总分社社长，香港文汇报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