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强

父亲喝醉的几次，都是春节在姥姥家。

喝醉首先是因为日子特殊。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酒似乎与春节牢牢绑定。即使不会喝酒之人，在万家团聚的春节，也要喝上几口。姥姥的三个女儿都已结婚，以妈妈为例，平日对我爸喝酒管得很严。如果说此时她表现出难得的宽容，而作为丈母娘的姥姥则有放纵之嫌，即使女婿们喝出些洋相，也护着他们不让女儿们说。

再是彼时父亲他们年轻，小姨夫还不到三十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有两种酒令。一种是划拳，嘴里喊着什么五魁首哇六六六哇，手则伸出来表示数目。划拳腻了，就换打鼻子眼，这也是那个年代老少咸宜的一种游戏。对方打他手掌时，同时要喊出鼻子、眼、嘴或耳朵等，被打的一方则要用自己的另一只手，指向鼻子、眼等相应位置。父亲的手像长了蹼般的笨拙，赢少输多。两种酒令，都带有刚猛的氛围与感官刺激，使处于盛年的男人难以喊停。

还有一个似乎拿不上台面，乃人的自然属性，即男人在异性面前格外爱表现。这与自然界雄性动物总在雌性面前炫耀、献殷勤，引起它们的关注相似。母亲三姊妹是村里公认的美女，而父亲三连襟，则有一个共同特点：听老婆话，拿老婆上心，说句不恭的话，是有点老婆迷。

这其中以小姨夫为最。说起小姨夫，首先要讲个故事：早年间，小姨夫家有头大叫驴。驴劲大，聪明，记忆力强；驴蹄子走起来左右交叉，像猫步，走的是一条直线。他家这头驴，只要把东西放到它身上，不用人跟，能乖乖地驮回去，然后再自动返回来。可这么一头干农活的好驴，自从小姨嫁过去后，便成了她的专骑，像鸳鸯似的不拆棒。小姨好赶集，小姨夫牵着毛驴，走在清晨无际的田野上，再望着在毛驴上颠得晃晃悠悠的面若桃花的俊媳妇，心里甭提多恣。小姨夫对小姨的高贵程度用一句歇后语“骑着毛驴放响屁——个个打在腰眼上”来形容恰如其分。男人们在自己老婆现场观战的情况下，格外逞强，即便是喝酒也不能认输，醉酒便在情理之中。父亲有一优点，人醉心不醉，不七说六道，倒头酣睡如偎窝之老猫。

父亲硬说我在部队办的婚礼不作数，要在家补办一次。父亲是厨师，酒席由他亲自主厨。当酒足饭饱的客人陆续离席，累“草鸡”（怂了的意思）的父亲便坐下来独自喝将起来。邻居的收音机正播革命歌曲，铿锵的乐曲透过墙壁传过来，父亲的腿偶尔有节奏地配合一下。他左一杯，右一杯，喝个不停，谁劝也不听。也是，儿子完成人生之大事，他太高兴了，纯粹是自己把自己灌倒了。这也是在他自己家里唯一一次喝醉。

父亲上了年纪，基本没再醉过。他好喝两口，但又清楚喝多了损伤身体、耽误事等坏处。这实际是个两难的选择，但我认为他较好地把握住了度。他比较自律，馋而不恋，不贪。烟台从上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百姓常喝的酒以散装地瓜干酒及各种果酒为主。果酒有梨酒、苹果酒及葡萄酒等。父亲不喝地瓜干酒，太烈太冲，上头。他最常喝的是果酒，这种酒的度数低，喝起来甜丝丝的。年纪更大些后，他迷上了黄酒，家里净是孩子送的瓶装绍兴加饭酒、绍兴花雕及即墨黄酒等。他的酒盅不大，一盅七钱，无论喝什么酒，一律三盅，微醺对他来说刚刚好。

为了满足他喝点小酒的愿望，几个孩子把各自家中的钥匙交给了退休的父亲。烟台有家万香斋烧肉，父亲特别爱吃。于是，父亲到哪个孩子家，哪家就预先给他买些万香斋烧肉，备好酒肉蛋菜。父亲知道孩子们的好意，他看重面子，不白吃孩子们的，充分发挥自己的厨艺，变着法儿给大家做各式菜肴。他做的饭菜比饭店好吃，既解了孩子们的馋，又免除了大家下班忙活家务之苦。我曾问父亲为什么好喝酒？父亲答曰：喝酒能忘记烦恼，让人快乐！父亲的这个理由不牵强，比较客观地临摹出了饮者的心理状态。

1995年秋天，91岁的父亲在烟台肺科医院住院，同病房有两个老人，其中一个年轻时跑供销。他喘气困难，却常常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酒瓶，趁人不注意，偷偷抿两口。大夫发现后，将酒瓶没收，并劝他别喝酒，有钱买点好吃的。那老头竟说：“酒就是好吃的。”大夫被他怼得一脸愕然。病房里还有一个老者，是市文化局退休干部。老人长得文质彬彬的，肺病很严重，同时还伴有便秘。别人给了他个偏方，说香油能润肠通便，对肺有好处，他便天天晚上喝香油。一天早上，护士来量体温，掀开被，一只老鼠冷不防从被窝里跳下床，逃之夭夭。想必是那老鼠想吃香油，与他同床共眠了一晚上。病房的所有人，包括医护都笑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瞬间也在病入膏肓的父亲脸上一滑而过。旋即，他表情黯淡地对我说：“看来，老天爷是不让我喝过年酒了。”父亲的只言片语表

述的是酒事，更是不舍与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