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剑华

犹如乔羽作词、王立平作曲的1987版电视剧《聊斋》的片头曲《聊斋歌》所唱的“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喜怒哀乐一起都到心头来”，国民对于蒲松龄《聊斋志异》的解读可谓是层出不穷，使其普及程度得到最大化的提升。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成书三百多年，所受到大众的爱戴程度，并不在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下。

又是年终岁尾、人生进阶之际，我也想说说令我心动、感动和激动的《聊斋志异》这本书，它与我有着半个世纪的缘分。

那是1968年的秋天，我从火堆里抢出了几本书带回家，翻看了半天，唯有那本带图画的《聊斋志异》比较熟悉。虽说书里有许多不认识的生僻字，但稀奇古怪的插图（后来知道应该叫绣像）倒是蛮有意思，就把它藏在了自己的“百宝箱”里。

这本《聊斋志异》消耗了我不少玩耍的时光。昏黄的灯下，我捧着它如看天外之书，翻着插图也是似懂非懂，稍识字句后便晃着脑袋吟诵起来，其间难免夹杂着顺嘴瞎诌的错别字。姑姑听我把“向杲（gǎo）”读成向木、“厍（shè）将军”念成库将军，不但没像往常那样嘲笑我，还把她心爱的《新华字典》送给了我。就这样，我连蒙带猜，靠着《新华字典》懵懂地记住了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于是，对我来说，班里的“故事大王”二奎不再神秘了，因为他说的那些鬼神故事，多来自这本书，在他讲之前，我已经看过了。另外，我也成了会“拉呱”的“小能人”，肚子里的故事从量变到质变，可以鹦鹉学舌般地向人炫耀了。

1976年春天，我高中肄业参加了工作，成为冶金地质勘探队的钻探工人。居无定所的野外生活既辛苦又枯燥，我却凭着能吃苦和不服输的劲头，当年就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转过年来成了队上最年轻的代理机长。

地质勘探队的工作很艰苦，但是稳定且薪资不菲，于是我可以拿着节省下来的工资，由着自己的喜好买书读，满足自己最低档次的文化渴求和愿望。那些年走南闯北，我收集了不少《聊斋》的连环画和译本，并对“大冤未申，寸心不死”的席方平，能够变成猛虎咬死仇人的向杲，还有梅女、庚娘、侠女等人物愈加喜欢，闲暇之余还会躲在被窝里偷偷分享给工友们，让我们在枯燥的日子里不再孤单，有时也会迸发出零星的思想小火花。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我向所在单位提出了考大学的诉求，两年后终于得到允许。在备考冲刺的那段日子里，我熬夜苦读，油烟熏黑鼻孔早就习以为常，偶尔还会被灯火烧了眉毛。但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

考上大学后，阅读和写作改变了我的人生观，让我懂得了文学创作不会受到数理化的羁绊。通过学习蒲松龄的写意、风骨和韵味，学习他通过浪漫主义来塑造和深化主题的经验，我尝试着理解了“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的寓意，并在1982年冬天，完成了我文学人生中的首篇小说。在一位老师的鼓励下，我忐忑地把手稿寄给杂志社，没想到编辑很快回复并准备刊用。春节假期返校后，我收到了编辑部的函告：因为编辑方针改变，您的小说不予刊发。从此，沮丧的我跌落在文学之外，忘记了我对文学的敬畏和追求，甚至心田干涸不敢动笔，陷落在“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的痛苦泥潭中。

在这段迷蒙徘徊的日子里，叛逆的岁月、酸胀的青春和严酷的现实冲击着我，总是让我思考些不着边际的问题。譬如应该写什么或怎么写？主题或技巧哪个更重要？最终，我的答案是写什么比怎么写更为重要。有故事的人和事就摆在眼前，素材俯拾皆是，如何选择恰当的题材去架构、创新，使它们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才是关键。于是，我带着疑问研读《聊斋志异》，猜想蒲松龄当年“茶盏换故事”的情景，再看《聊斋》《聊斋俚曲》这些传世名篇，并时时关注身边的人和事，以个体的命运元素彰显当今变迁的时代。就这样，十多年后，我又拿起了笔，刊发了百余万字的长篇、中篇小说，总算没有因为文学上的亏欠，而对不起陪着我的这本《聊斋志异》，还有那些同甘共苦的工友。

时光荏苒，我在与书为伴的时光隧道里，经常手抚《聊斋志异》，搓捻着久远泛黄的纸张，埋头穿梭在字里行间，沉溺于书卷中蕴藉的悲欢离合，在娴熟的“神话思维”里倾听他为“复魅”（指主张返回事物的自然状态，恢复事物的本来面貌）呐喊。这就是传统文化经典的魅力。这样的经典来自“茶盏换故事”的积淀，来自蒲松龄在民间俚曲、民众疾苦中的煎熬。

刹那间，我有了种“年少初识蒲松龄，读懂《聊斋》已释然”的情愫，在时光里慢慢飘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