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5日
《西海支行1943年上半年工作报告》(翻拍于山东省档案馆编《北海银行档案史料选编》)
沟子杨村西双山东山南坡废弃的矿井遗址。
1943年4月5日《大众报》关于西海区停用法币的报道。(翻拍于山东省档案馆编《北海银行档案史料选编》)
□卢金盛
在抗日战争时期,北海银行为解决军需民用、取得抗战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北海银行支行一级的经营、活动情况缺乏完整、系统的记载。为还原历史,笔者通过大量的史料挖掘,整理出了西海支行抗战时期的机构状况、人员状况和业务开展情况。
为了更好地服务抗战,与各级党、政、军组织架构相配套,北海银行在全省建立起了“总行—分行—支行—办事处”自上而下的系统、完备的银行组织架构。在胶东地区,为了加强对彼此分割、孤立的根据地的领导和发展,1940年1月胶东区委先后成立了南海、北海、西海、东海四个专区地委和行政机构,北海银行在每个专区都成立了支行。其中西海专区辖掖县(习称北掖)、掖南、招远、招北、平度、昌邑、潍县7个县(根据形势变化,辖区时有调整),西海支行在各县设有办事处。
王杰三,梁郭镇大郎家村人,1941年北海银行西海支行成立不久,他参加了银行工作,1943年,因战争需要,他带领17名民兵参军支援前线,离开了西海支行。他在回忆录里记载了当时参加工作的过程:九月至十月间,由北京地下共产党员武国兴(武云阁)介绍,回到了家乡参加北海银行工作。那天先到了过西乡的武家村,由交通员王奎五陪着到了苗家乡的前庄头村。当天晚上同行长郭欣农等三位领导见了面,一起进了大泽山,住在北台村,西海支行的行址就在这里。为了保密,银行对外称商号,字号是“西兴顺”。人员有行长郭欣农(苗家郭于人),副行长史之光(平里店麻渠人)、宋锡英(文登县人),会计鲍子明(平里店婴里人)、王维芝(朱桥人),营业员郑石廷(苗家西罗台人)、姜宗山(平里店姜家人)、赵作文(梁郭卢家人),出纳员杨在吉(牟平崖子人)、王杰三(梁郭大郎家人),警卫队长孙寿玉(过西徐家人),警卫杨作民(过西仓上人)共10余人。
当时银行处于游击状态,频繁转移、无固定场所。王杰三的主要任务就是保管现金,包括钞票、黄金、银元、铜元等,保证现金的完好无损、万无一失。“经常是一头骡子、几条帆布口袋、几个包袱皮,遇有情况随时转移。”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工作状况。抗日战争时期,西海支行克服重重困难,为支持抗战、发展经济,发挥了重要的特殊职能作用。
迂回周旋反“扫荡”
西海支行成立以后,正是日伪活动最猖獗的时期,他们反复对根据地进行拉网式大“扫荡”,给根据地带来很大的威胁。部队战士在前线与敌人浴血奋战,银行的人员则及时转移、灵活周旋、巧妙斗争。
共产党与老百姓关系如鱼水、感情似手足,在转移过程中,每到一处,都会得到当地群众,特别是“关系户”(亦称“堡垒户”)的支持和掩护。苗家大悲寺村的赵学叔就是银行可靠的关系户之一。他在村里开着一个小铺,家境也不是很宽裕,但每当转移到他家时,他总是让银行的人员先吃饱,并帮助掩藏现金和物品,从未出现闪失。大悲寺于家村王方吾年近70岁,以开小铺为幌子,替银行保管东西。他的家中埋着瓷坛子,遇有敌情就将物品迅速掩藏,从无差错。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没有固定的金库,贵重物品放在口袋、包袱里随身携带,遇到紧急情况,就要灵活机动、果断处置,把钱款包好就地扔到水井、草垛、臭水坑等地方。慌乱中,来不及做记号,时间一长,就找不到了。过后群众在淘井、挖粪、拿草时发现银行的款袋,就会原封不动地送给银行,分毫不差。此外,苗家镇吕村、罗家、前庄头、后庄头等村的关系户都十分可靠。当时西海支行中有外地的同志,一听口音就知道不是本地人。如果没有可靠的关系户掩护,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是站不住脚的,但西海支行还有掖县县委、县政府的人员都曾在大悲寺郭于村住过,一住就是几年,从未受到敌人的破坏,这与群众的掩护是分不开的。
还有一次,银行的人员和群众被敌人包围在小兰埠村,有的开枪硬冲了出去,有的随群众一起跑了出去。行长郭欣农身上带着两包黄金,行动不便,情急之下把一包黄金扔进了猪圈的臭水坑里,另一包塞在灶旮旯的杂草里,没来得及撤退就被敌人抓住了。在被伪军押解的过程中,突然出现一个手提匣子枪的伪军,硬是将郭欣农要下,然后严声厉色地用枪逼着他走进小胡同,直插村北头。随后这个伪军小声说“快跑”,郭欣农立即领会,赶快向村外跑去,这个伪军只向天上放了两枪,郭欣农得以逃脱。
当然,在严峻的形势下,也难免出现损失,甚至有的人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3年上半年,武装人员李秉哲与另外3个人到昌潍执行押送黄金任务,返回途中在海庙姜家与敌伪遭遇,李当场牺牲,另外3人逃脱。掖南办事处武装人员杨兆功在执行任务时被俘,在狱中坚持斗争,与其他7名狱友挖墙越狱,还携带出重机枪子弹24粒,出狱后被地委奖励200元北海币,休养后与张玉山同去济南执行任务,在城东南的上田家与敌相遇被俘,杨兆功又越狱逃脱,张玉山则佯称商人被保释出来。
货币斗争施巧计
抗战初期,山东省货币流通市场比较混乱,有当时的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有日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票,有山东省民生银行发行的民生票,有顽固派发行的流通券,还有商会发行的少量会券,个别商号、店铺发行的店券等。这些票券发行数量大、信誉度低、贬值严重,给百姓带来很大伤害。北海银行成立之后,为了稳定市场、繁荣经济,在根据地发行了北海币,并与其他货币展开了机智灵活、针锋相对的货币斗争。北海银行的货币斗争分两个阶段:
(一)联合法币、排斥伪票、取缔杂券。抗战初期,为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在根据地发行北海币的同时,允许法币等值(币值相同)流通。对于伪联银票和其他杂券,一律取缔、禁止使用。这一时期,北海银行重点与伪联银票开展了艰苦斗争和激烈对决。日军入侵胶东之后,先后在青岛、烟台、威海、龙口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伪联合准备银行的分行或办事处,作为推行伪联银票的“桥头堡”,在沦陷区内废除其他一切货币,强制推行联银票。征收税捐,强迫缴纳联银票;把据点周围的集市合并搬迁到据点内,强行使用联银票;对游击区的集市,出动部队包围市场、搜身检查,没收法币、撕毁北海币,殴打恐吓、驱散市场。对于法币,进行任意打折、低价兑换,然后套取外汇、购买战备物资,用中国人的钱打中国人。对于北海币,则极其仇视,严厉打击和取缔,发现持有北海币者,“票币撕毁、人遭毒打,超过5元以上者枪毙”。甚至实施印制假北海币到根据地购买货物的阴险手段,欺骗百姓、扰乱市场。对此,北海银行进行了有力的反击。一是在根据地明令禁止使用伪票;二是在敌伪据点周边村庄开展兑换法币工作,减少日伪推行伪票的机会;三是将集市划小,易聚易散、灵活方便,避免日军的突然袭击;四是安排人员到市场上进行反假币宣传,提高群众反假意识;五是严控北海币发行数量,保持物价稳定、币值坚挺,增强信誉、取信于民。在掖南敌占区的集市上,群众暗中喜欢用北海币进行交易,称北海币为“屋里钱”。
(二)脱离法币、统一本币、独占市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伪利用法币套取外汇的做法受阻,继而调转方向,将收兑的和从其他占领区掠夺的法币、加上汪伪的中储票,一起涌向根据地,高价抢购物资,引发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试图摧毁根据地的经济。中共山东分局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予以反击,及时实行“排法禁伪”的货币政策,果断与法币脱钩,在各根据地建立以北海币为本位币的独立货币市场,禁止其他货币流通。西海支行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采取灵活的工作方法,有效地开展货币斗争。一是进行广泛宣传,一切交易禁止使用其他票券。二是成立兑换所,及时兑换群众持有的法币,尤其对根据地之外的贸易往来,满足供应,保证货畅其流。三是打赢物资战。对兑入的法币,集中到敌占区购进战争和生活必需品;鼓励商人出口(销往敌占区)根据地多余的商品,进口或换回急需的物资。四是严厉打击货币黑市交易、开展反假币活动。通过以上措施,既将法币排斥到了敌占区,又能购回所需物资,控制了根据地的物价,取得了货币斗争的完胜。
发放贷款扶经济
为了配合全区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西海支行还不失时机地发放各种贷款。贷款的主要对象是农村有组织(互助组、变工队)的基本群众、抗属和城镇手工业、小商贩等。农业贷款主要为农民解决购买种子、肥料、农具、水利等难题,并实行优惠利率;工商贷款主要帮助解决购进原料和商品的资金周转问题。《西海支行1943年上半年工作报告》中记载的贷款发放情况是:当年共发放贷款398.5万元,其中农业及春耕贷款206.4万元、占51.8%,工业贷款20.9万元、占5.2%,纺织贷款38万元、占9.5%,定期贷款50.1万元、占12.6%,渔盐业贷款26.2万元、占6.6%,生产贷款14万元、占3.5%,救济贷款及其他特殊贷款也都有发放。此外,因物资缺乏和物价不稳,银行还超出了本身经营范围直接办理实物贷放业务。
多种经营保供给
抗战初期,为了调整物价、稳定市场,由银行负责储备一定数量的重要物资,以便进行调剂,并负责到敌占区购进紧缺物资,如印钞用的纸张、油墨、印刷机器及配件等。当时银行是秘密经营,不能公开“身份”,而是采取投资的方式,与社会信誉好、忠实可靠的商家合营,称为“灰色商店”。1942年西海区成立合资商户10家,银行投资12.7万元,占总资本的46.5%,之后规模还不断扩大。王杰三回忆说:“当时银行不公开,我们到敌战区和大城市购买军政所需物资,不能直接以北海银行的名义出现,必须通过有名气的商店办理。为此,北海银行设了几个商号,承担这项任务。如设在吕村的‘旭晟昶’、诸流的‘广瑞兴’等都是。其中的‘旭晟昶’就是郭欣农家出卖部分土地凑了5000元现洋作为资金的。‘旭晟昶’的经理张玉亭,为人精明能干,商号经营得也好,对外很有信用,由该商号支付的汇票没有一次顶回的。这期间,北海银行在大连购买的油墨等紧缺物资,都是通过‘旭晟昶’支付的。”
千方百计筹军需
抗战时期,西海支行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上级筹集军政费用和军需品。主要途径有:一是收购黄金。西海地区招远一带盛产黄金,黄金是硬通货,胶东久负盛名的玲珑金矿被日伪控制,西海支行只能通过地下党组织秘密收购。王杰三回忆道:“西海支行定期去取黄金的地点是梁郭东北面的杨家沟(现沟子杨村)金矿。这里是玲珑金矿的一个分矿,矿长徐耀祥是掖县人。黄金主要是靠矿工从井下偷带矿砂冶炼出来的……我的任务是每5天到杨家沟取一次黄金,每次都是10至20条(每条10两)。矿上的党组织和职工,不管碰到什么困难,都要坚决完成任务……每次取回的黄金再由专人分头带往青岛、天津换取所需物资。”当年在沟子杨村西双山的东山南坡上建有金矿、挖有矿井。今年5月13日下午,笔者在村支书杨吉龙的陪同下,进行了实地查看,发现山坡上仍存有十几处口径在1米左右的废弃矿井。杨书记说,其中有4处是抗战时期开挖的,其他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这里开矿遗留的。向井中扔下石块,好长时间才有回音,深不可测。井口虽已长满树木和杂草,也丝毫掩盖不了当年工人们艰辛劳动的场景和坚贞不屈的抗日精神。二是直接向民间筹集资金。一些社会贤达和开明商人积极支持抗战,经常为八路军解决燃眉之急。据王杰三回忆,过西乡徐家村的徐柏龄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当时任掖县商会会长,胶东财政处长孙揆一到西海筹措费用,都是通过西海支行联系,由王杰三陪同,与徐柏龄接头,住在徐的家里。徐的家里摆着麻将桌,遇有敌情,便以打麻将作掩护。所需款项由徐柏龄出面分摊到其他商号,凑齐后装到盛粮食的帆布口袋里,每辆小车装两袋子,每次回去都是十几辆小车运送,路线是由过西经驿道、道头转送至胶东专署。除了筹集钱款外,还由敌战区集中购买紧缺物资。1942年初冬,胶东3个独立团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棉衣还没有着落,徐柏龄筹集了一批白洋布,部队战士和机关人员才穿上了新棉衣。
开通汇兑促贸易
小额交易使用现金很方便,跨地区的大宗货物贸易则不然,也不安全。因此,当时的大多数贸易都采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不便之处可想而知。为了方便交易,胶东北海银行于1941年8月在根据地各支行之间开通了汇兑业务,1943年上半年又开通了跨地区的清河、昌潍之间的汇兑业务。这时的西海支行及各办事处在本专区、胶东地区及跨地区的清河、昌潍之间全部开通了汇兑业务。随着形势的好转、根据地的扩大,汇兑业务开通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1944年7月1日的《大众报》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开展了各级银行间的纵横汇兑与群众性的存放透支,便利与刺激了商人与商业的发展,调剂了物资,稳定了金融,平衡了市场上物资供求悬殊的现象……初步刺激商人打通了东西海间交流物资的习惯……”
以上是北海银行西海支行抗日战争时期在掖县的具体经营、活动情况,也是众多支行的一个缩影,革命先贤志士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不畏艰险、克服困难、英勇不屈、奋勇献身的精神,成为永恒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