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时候，父亲总是心满意足。

他跨上那辆看似颤巍巍却是稳当当的二八大杠，后座捆紧了一两袋粮食，从十里八里赶到学校，喂养他正读高中的俩儿。我们的学校是可以用粮食换饭票的，一两百斤小麦换成一摞标有四两二两的饭票，糊口的干粮就有着落了。

干粮是每天伙房里打回来的馒头，没有任何挑选，不过有时圆的唤作“馒头”，有时方的叫作“卷子”，白面黄面糙面细面，全靠我们的运气和伙房大师傅的脾气。倘若可口，会心里默念几句：莫非今天吃的是俺家的粮吧？即便不可口，这一帮正长身体、每天都在喊饿的穷苦孩子，也会一边咒骂一边把手中的两三个馒头吃它个片甲不留，哪怕是就着凉水干嚼，也绝不放过。

班里60个同学，大概有58个在当年和我对粮食是同样的情感。而父亲，有的更沧桑一些，有的稍微年轻一点，有的家里收成很差，有的当年有份意外贴补日子能好过些。但他们总是在这个季节手里多少有些宽裕，就急急赶来填补孩儿上学这个“大窟窿”。

父亲和我们两兄弟之间隔着那辆二八大杠，有时还隔着学校轻易不开放的大铁栅栏门。他先递过饭票，把自己精确数过至少两遍的数量告诉我，然后回手再摸，小心翼翼地摘下衣服口袋上的别针，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包着一摞人民币。

可别被这一“摞”吓着，基本是十块、五块、二块、一块的。毛票也不少，50以上的大票子最多各一张。那年间还不是红票子，一眼望去，十块钱的就很牛。父亲给我们最多的应该是一块的和毛票，看起来，也是一小“摞”。

票子是用来买菜下饭的。有了“自家”的干粮，可是菜得花钱买呀，尽管我们每次回家和父亲每次来送口粮，总是要带上好几个罐头瓶自家做的咸菜疙瘩丝，但肚子里还是得有点油水啊。

我们都不喜欢伙房里的菜，又贵又难吃。于是，一个产业在那时迅速发展壮大，一到饭点，从自行车、小推车到三轮车，载着大桶大锅菜的卖菜师傅们就来了。他们来到我们的宿舍口，摊还没摆下，就被团团围住，一般是“两毛”“三毛”的码，阔气的孩子会高喊“五毛”，然后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端走满满一盆子香喷喷的大菜。

大锅菜那浓郁的香气总是在最后一节课还没放学时就迫不及待地飘进了教室。汤汤水水的菜桶，最上面总是漂浮着很多块诱人的肥肉片。而我们总是挥舞着各种式样的饭盒飞一般地扑向他们，在水泄不通的人群中，目光紧盯着卖菜大叔大婶的舀菜勺，祈祷自己相中的那块肥肉如愿抵达自己的碗里。但是，就像每个时代每个伙房里的几乎每个大师傅一样，他们总是潇洒地舞动铁勺，施展祖传的太极八卦连环功法，看似随意却又无比准确地绕过了几乎每一块你想得到的肥肉。以至于我们时常怀疑那些肉片不过是菜汤上面的一层死皮，一种永远看得到却总得不到的符号。它们甚至在只剩下锅底汤时，依然倔强地漂在上面。于是，有时候，姗姗来迟但又有些幸运的最后那个家伙，可能会被恩赐在剩汤上加上这一两块肉，依然被收费两毛。

所以，你该明白，为啥我们从父亲手中接过的是那些毛票。它们最有流通价值，它们最便捷交易。而我，一个“大周”（应该是四个周）的周期，大约需要十块钱的菜钱，也统称零花钱。

从小到大，从头到尾，我们都很清楚，父亲之所以在此时“有钱”，是因为秋天，粮食换了钱。小麦和玉米自不必说，还有花生、地瓜、棉花。即便是按照最朴素的经济理论也能算明白的——投入的种子、肥料、浇水、税收、提留以及从来也不算成本在内的日夜劳苦的人力——每年种地随便一算都是“折本”买卖，但毕竟，此时，口袋里暂时是有点钱的。

幸运的兄弟俩，总是被列入这个家庭最毫不犹豫、最义无反顾的首选支出。

在秋天，我们是满足的。即便有些人的零花钱是五十块，也不羡慕。我们知道，天黑我们已经吃饱饭在教室里自习时，父亲和母亲可能还在地里忙活或者还在院子里收拾，扒拉一口就是吃饭，日复一日，他们只是说：你俩要走出去。

在秋天，父亲是满足的。年份再不好，总还有口饭吃，没换回几个钱，但囤里还有点余粮。他们没有崇高的理想和非分的奢望，只是用力去喂大这俩张口吃饭的孩儿，并且终于如愿等到了走出去的那天。

那是大约三十年前。

而我依然热爱秋天，依然热爱粮食，依然热爱我的父亲母亲。我们互相支撑着，从一个地方走到了一个地方，从一个家走到了一个家。

□李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