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起

康熙年幼时，居功恃强的辅政大臣鳌拜权压满朝，不可一世，满朝文武敢怒而不敢言。李唐裔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主意，与同心同德、忠君不二的一批诤臣联名上疏，历数鳌拜的十大功勋。同时表示，鳌拜年已八十，还要为朝廷操劳，令人心痛，奏请皇上恩准他荣归休养，皇帝欣然准奏。鳌拜一听，火冒三丈，他知道此疏是李唐裔策划而成，于是对李唐裔恨之入骨，遂罗列罪状，欲将李唐裔列入逆党，投入监狱治罪，好在李唐裔及时辞官离开，保住了性命。

自清代以来，栖霞就流行着牟、林、郝、李“四大望族”之说。在全县200多个姓氏中，此四姓的经济、文化地位显赫，人才仕途显达。据有关材料显示，明清两朝全县共出文武进士36名，其中牟家10名、林家4名、郝家3名、李家5名，共22名，其他姓氏14名；全县共出文武举人111名，其中牟家24名、林家31名、郝家4名、李家10名，共69名，其他姓氏42名。其中李氏家族不仅中榜人多，名流也多，尤以李唐裔祖孙三代最为显著。李唐裔，上蒙父训，下惠子嗣，一门父子双进士，官清名正，流芳后世。

父母熏陶 良师教诲

李唐裔，字硕果，号西林，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农历十二月二日出生于臧家庄镇西林村（今属福山区）一农户家。父李东儒以农耕为业，因精耕细作，家境逐渐殷实。父母不仅处处作出睦邻友善、严于律己、乐于助人、恪守诚信的榜样，而且经常给李唐裔弟兄讲“头悬梁锥刺骨”“挂角囊萤”“凿壁偷光”等励志故事。李唐裔自幼受到孝悌治家、儒理修身的熏陶，在父母的督导启蒙下，上私塾之前就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少儿读物背得滚瓜烂熟。

到了“有余力，则学文”的年龄，父母又为他择师诲教。经过多方寻访权衡，李唐裔最终拜在博学多闻、德才兼备的李老先生门下就读。李先生严于执教，一丝不苟，门下弟子无不怕他三分。然而李唐裔从不惧师，老师所授课业，他总是提前完成。他不仅能一目十行，快读熟记，而且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李唐裔受如此家风的影响和良师的训导，继以笃学如痴，苦熬寒暑，成才自在情理之中。他未负父母及师长的期望，清顺治二年（1645年）中举，翌年赴京会试，一举联捷进士，成为李氏家族登榜的第一个进士，不仅光宗耀祖，也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为表彰父母无量功德，顺治十四年（1657年）三月初十日，皇帝特敕诰命奖掖唐裔父母双亲（死后竖有诰命碑）。

做官执法如山　忠君敢劾鳌拜

李唐裔刚毅豪爽，这一性格在他步入仕途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

顺治四年（1647年），李唐裔被授陕西平凉府推官，任职数月，即赫赫有声。时值乱世，地方多事，李唐裔秉公执法，除暴击强，民赖以安。在职6年，政绩卓绝，曾9次被推荐升职。顺治十一年（1654年）受诏任兵部职方清吏司督捕主事。顺治十四年（1657年）加一级，升任兵部员外郎中。其间，缉捕逃犯，审理冤案，平反昭雪，开释无辜，一时民心沸腾，政声大噪，受其恩者，皆设像家中，朝夕礼拜，为其祝福。

皇帝深知李唐裔之贤，敕令凡兵部事，皆取决于其手，议定而后奏。他利用奏章言事的机会，多次陈述己见，切中时弊，直言不讳。他认为“失盗事小，匿盗罪大。法制一定，重于泰山”。他的奏章，多被采纳。

康熙三年（1664年），李唐裔升迁为礼科给事中（与御史同为谏官）。上任后，他尽职尽责，仅康熙三年正月至六月半年内，就连续上了《靖察欺玩督臣》《靖严讳道之禁》《考功法不画一》《明白回奏》四道奏疏，有理有据地阐奏了安邦治国的一系列主张。

那时候，皇帝还年幼，居功恃强的辅政大臣鳌拜权压满朝，不可一世，满朝文武敢怒而不敢言。李唐裔生来刚正不阿，不避权贵，但只凭他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动鳌拜一根毫毛的。他看着鳌拜一伙日益肆无忌惮，从心里为康熙皇帝担忧，以至于坐卧不宁，寝食难安。他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主意，与同心同德、忠君不二的一批诤臣联名上疏，历数鳌拜的十大功勋。同时表示，鳌拜年已八十，还要为朝廷操劳，令人心痛，奏请皇上恩准他荣归休养，皇帝欣然准奏。鳌拜一听，火冒三丈，他知道此疏是李唐裔策划而成，于是对李唐裔恨之入骨，遂罗列罪状，欲将李唐裔列入逆党，投入监狱治罪。幸亏康熙皇帝睿智明鉴，利用山西巡守道缺员之机，口授赴任，以避干系。岂料鳌拜权大势众，康熙皇帝也奈何不得，口谕遂成泡影。

李唐裔一看马蜂窝捅得不是时候，可能面临着灭顶之灾，一时不知所措，遂向老师李先生问计。李先生说：“事既如此，应暂避锋芒，待圣上羽翼丰满再除不迟。”李唐裔采纳了老师的建议，遂向皇上递交了省亲辞呈，皇帝准奏。鳌拜听说李唐裔要走，立马派刺客暗算，可李唐裔早已微服私下离京了。时为康熙四年（1665年）。

李唐裔回乡后，朝政略有好转。康熙五年（1666年）诏改任山西道监察御史。李唐裔因厌恶了官场的尔虞我诈，便以病为由，不肯就任。

不出老师所料，康熙八年（1669年），16岁的皇帝已训练出一支有勇有谋的御林军，鳌拜团伙终于被扳倒。康熙屡下诏让李唐裔复出，但他一诏一辞，再诏再辞，终未就任。皇帝无奈，只好破例授他一个提督虚衔，令其在故里“节制登、莱、青三府军务”，在籍便宜行事，意在让其蒙受皇恩，颐养天年。

情笃桑梓　德泽后裔

李唐裔归乡后，虽然不再出任实职，但他秉性刚毅，爱管乡间不平之事。凡地方所宜兴革，他必悉言当道，次第举行，官民倚重。

康熙十一年（1672年），《栖霞县志》成书时，李唐裔应邀撰写序言，文笔催人泪下。其中历数栖霞百姓在兵燹三年（指歼灭于七起义武装）中，“筚路蓝缕”“村木濯濯”“衣食不赡”“民穷财竭”“土地则屡易其主”“户口则万余者今只三千”等民不聊生的现实，以“余不禁伏枕唏嘘”“余何忍下笔”等怜民之感慨，抒发内心的不平。这大概也是他多次婉辞皇诏、不愿复出做官的缘由吧。

李唐裔一向疾恶如仇，爱民如子。他在序言中所抒发的感受刺激了地方当权者，令他们满心的不自在。康熙十六年（1677年）任栖霞知县的胡璘，更是贪吏一个，私派私征，无所不为，李唐裔耳闻目睹，忍无可忍，到县衙以理劝诫。胡璘不但不感悟、不领情，还盛气凌人地说李唐裔是“狗逮耗子，多管闲事”。李唐裔看他如此不知好歹，顿时失去理智，一把拉倒大堂，结果让胡璘抓住把柄。大闹公堂是死罪，胡璘上下勾串，阴告阳证，罗织罪名，李唐裔一家几乎性命难保。幸有老师李先生上下活动，千方百计周旋，李唐裔才得以从轻发落，但3年的监禁之苦是免不了的。数年后，胡璘事发，冤案得以平反，李唐裔才过上了平安的晚年生活。

李唐裔的正直无私，不仅表现在官场，他平时对家人也不肯徇私情。有一次，他的弟弟李唐祚想走他的后门去做官，李唐裔说：“做官不容易，还是不做的好。”唐祚不理解兄意，以为他是在搪塞自己，就缠住不放。李唐裔见状，就对唐祚说：“那好吧，我先传个当官的来给你看看。”接着他下了一道手谕，传调登州知府连夜赶来商议军机大事。登州府尹接到手谕，岂敢怠慢，连夜乘轿赶到臧家庄。为表达对李唐裔的尊重，登州府尹从臧家庄到西林的六七里路，干脆下轿步行，一步一叩首，直到西林村，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若无人搀扶，简直就会瘫在地上。事后，李唐裔对唐祚说：“你看见了吧，登州府尹来见我是这样，我去见上司也是这样，你受得了吗？”从此，李唐祚再不提做官的事了。

李唐裔秉忠朝廷，除了自己身体力行之外，还表现在对后代的督导和影响上。李唐裔先后生育了六男六女。六子依次是李朔、泾源、如望、日更、如均、庆善，他都精心调教，以儒家的理念励其金榜题名。除长子朔获庠生、次子泾源获拔贡任知县，官至奉政大夫，三子如望、五子如均中举人之外，最出色的当属四子日更了。

日更，字熙，号皆仰，生于康熙八年（1669年），自幼性情刚直，聪慧善学，颇承父风，13岁补博士弟子员，文名鹊起。20岁（1688年）父亲李唐裔病故（69岁），他秉承父志，对弟弟友爱有加，学业共勉。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率先及第，被朝廷擢拔为翰林院检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任北直同考试官。

李日更在翰林院8年，屡蒙宠赐。雍正二年（1724年）特旨诏见，授贵州贵东粮驿道，例授中宪大夫，赐折本药饵等物，以宠其行，并谕“黔省利弊，官方贤否，随时直接奏闻”，其待遇之隆，难有比肩。

李日更至黔省，以整治奸臣、剔除弊端为急务，对舞弊者，皆上疏参劾之，奉旨对多年的弊端及贪官，全部铲除。

对黔省贡税，实行以米折饷银法，收支公平，黔民俱蒙其福。为感其情，自动编成歌谣，广为传播。广顺州、简焦山及羊城等地，皆属仲苗人居住。仲苗强悍无比，放荡不羁，常纠集乌合之众，掠夺黔民财产，搅得黔民昼夜不宁。清武员曾率健卒500人，进行弹压、收降，而仲苗抗拒不受。李日更时任督饷，立即上奏朝廷，清廷遂调兵五千以击之，才平息了祸患，黔民遂得以安宁。

雍正四年（1726年）黔地发生旱灾，赤地千里，死者相藉，而地方官吏匿情不报。李日更独饬手令，开仓减糶，以济灾民。次年旱情更重，灾民愈困，李日更上书直奏其事，奉严旨，责罚当道，并打开国库，广赈灾民，黔民始有复苏，对李日更的惠爱善举，无不感激涕零。

李日更上忠朝廷，下惜黎民，日夜操劳，不遗余力，后因病休，奉旨留京赐医调养。迨久不愈，乃赐归，数年调治无效，于雍正十年（1732年）病故，享年64岁。

李日更未负父望，功勋昭彰。父子一门双进士，官显德隆，遐迩闻名，既是李氏家族之荣耀，也是栖霞人杰地灵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