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为刚

1924年2月，父亲孙希增出生在招远北乡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家里人多地少，生活艰难。为找一条活路，祖父送他去龙口的洋铁铺当学徒，希望他学一门手艺，养家糊口。

1941年，父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的洪流中。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父亲已是北招县（抗战时期，招远县分为南招、北招两县）各界抗日救国会工会会长。南北招合一后，父亲先后担任了招远县总工会第一任主席，后又任县政府工业科科长、乡党委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公社武装部部长等职。

父亲身材魁梧，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苟言笑，有些严肃，其实他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父亲就像家里的一个客人，每个月回来那么一两次，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因此，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刻，能想起来的，就是父亲每次回来买的那些糖果、玩具和书籍。

今年是父亲诞辰100年，屈指算来，他已经离开我们56年了。半个多世纪岁月悠悠，许多事情已经淡忘，但是，父亲的爱，我依然记忆清晰，难以忘怀。

“坦克车”·小火轮

我出生后不久，国家干部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一百好几十块，对于一个四口之家来说，还是比较富裕的。那个年代，对孩子们来说，能吃上糖是件奢侈的事，而我家，糖几乎是不限量的。这些事我是不记得的，是姥姥在世时常说的一句话，印证了那时我家的状况。姥姥常常提着我的小名说：“小啊，你小时候可享福了，你们家的糖是一‘坦克车’一‘坦克车’地往家买。”因为那时许多糖块的包装是坦克车形状的玻璃瓶，父亲回家休假时经常给我们买这种“坦克车”。

我刚刚记事的时候，父亲还给我买了一个特别高级的玩具——一只巴掌大小的小火轮。表演的时候，需要找来一个大的脸盆，装上水，再给小火轮加上煤油，点燃一个灯芯，小火轮的烟囱里便“突突突突”地冒起了烟，然后将小火轮放进盆里，不一会儿，小火轮便沿着盆边转起圈来。每一次表演，都会招来邻居家的好多小朋友，大家瞪大了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在脸盆里那只冒着烟儿、“突突突”跑个不停的小火轮。至于小火轮为什么会跑，好多年后我也没弄明白其中的原理，但是这只能在水里跑的小火轮，令我铭记至今。

改名·转学

我的老家是招远北乡的一个山村，村里大部分人家姓孙，我是村里的第十七世孙。我们这一辈人赶上了好时候，国家安定，人丁兴旺。

到了我上学的时候，要起个学名（俗称大名）。按照村中辈分，父亲曾给我起名“孙中进”，回到村里一打听，有重名的，就回来改。这一次改名叫“孙中毅”，回村里一打听，还是有重名的。正在这时，村里家族管事的长辈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中”字辈人数太多，容易重名，就商量了一下，“中”字辈再分出一个“维”字辈来。回来后父亲就琢磨着重新给我起名。也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发现我的性格不够刚强，就给我起名孙维刚。从此，孙维刚就成了我的大名。再后来，我写东西的时候，经常用孙为刚做笔名，办理身份证的时候，孙维刚就成了我的曾用名。

8岁时，我扛着一个板凳，到母亲工作单位所在的村上了小学。这个村只是个初级小学，大约在12岁的时候，我到了邻村的完小上五年级。这年暑假，父亲回家告诉我，开学后到县城的北关小学上学。

北关小学是当时全县最好的小学，有“小宝塔”之称。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还对这次莫名其妙的转学有些抵触。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知道了其中的一些内幕。古往今来，做父母的都想给孩子提供最好的学校，而父亲为此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和让步。为了让我能到县城上学，父亲找到组织部门提出要求，而组织部门说，县城没有很合适的岗位，只有城关公社武装部部长的职位，而父亲当时正在一个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为了孩子能上好的学校，父亲选择了后者。后来我做了父亲，才真正理解了父亲当年的决定，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两本书

父亲出身贫苦，没有上过一天学，所以特别希望孩子们有知识、有文化，经常给我们买书，其中有两本书让我印象深刻。

父亲给我的第一本书是一本小人书，书名叫《劳动创造了人》，内容是从类人猿到人的进化过程。那上面的类人猿和人也不是简单的线条勾勒，而是有点像黑白电影似的连环画版。这本小人书出版的年代大约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或60年代初，是父亲在省城济南上速成中学时给我买的。那时我刚上小学，识不了几个字，但是通过看图，再加上父母的讲解，渐渐知道了书的大意，心中暗想，原来人是猴子变的。晚上在炕上摸摸自己的尾骨，原来这是猴子没有进化好的尾巴根儿，想想很是有趣儿。

我很珍惜我人生中的第一本属于自己的小人书，同学们也很羡慕我拥有这样一本小人书。有同学要借，我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弄坏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本启蒙书，我很珍惜它，一直珍藏了好多年。记得结婚搬家时我还见过它，我曾想把它传给我的孩子，以寄托对父亲的思念，只是后来搬家次数多了，不知在哪一次搬家时给弄丢了，我惋惜了好一阵子。

1965年夏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招远一中。那时父亲已经患病，行动不便，但仍然为我们家出了第一个中学生而兴奋异常。他很认真地说：“要是在旧社会，你就是秀才了！家门口是可以竖旗杆的。能考上一中是件好事，一定要好好学习。”

不久后，父亲又找出他在省委干部速成班学过的一本书递给我，并语重心长地说：“有时间看看这本书，你现在可能看不懂，多看几遍，慢慢就懂了。”

父亲给我的这本书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代表作，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当时印数就已经达到120余万册了。

1967年春天，父亲去世；第二年，只学了一年文化课，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的我初中毕业了。学校停办，无学可上，1969年春，我就业进了工厂。在家待业的那几个月和参加工作之后，父亲留给我的这本书陪伴着我熬过了无数个黑夜和黎明。凑在职工宿舍昏暗的灯光下，守在车间火炉的余烬旁，我一遍又一遍地啃着这部艰涩难懂的哲学著作。刚开始时好多地方看不懂，什么精神与物质、规律与范畴，对于一个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水平的小青年来说，是有些深奥了。也许就是这种似懂非懂的状态更加激发了我的勇气，况且那个年代也没有多少书可看，一遍看不懂，再看一遍。为了保护好这本书，我特意用牛皮纸给它包了一个书皮。几年下来，我终于对这部哲学著作有了一些了解，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我也能说上一二。哲学不愧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在我后来的人生观形成当中、在我后来撰写的文章中，有评论者认为“能够体现鲜明的哲学观点”，应当说，这部书功不可没。

前些日子，我整理书柜，又翻出了父亲给我的这本书，50多年前我为它包的牛皮纸书皮还在，扉页上端端正正地盖着父亲的红印章。内文的书页中，不知什么时候被水浸湿过，有的地方字迹有些漫漶，但那上面我画过的一些红道道、蓝道道，书页的空白处我随手写下的一些批注依然清晰可见。在书中，我还发现了两枚我自己用牙膏包装盒制作的书签，那上面分别写着：“认真看书学习”和“冷静”，落款是“1970年4月”，那时我未满18岁。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50多年了，父亲留给我的书还在。看到它，我就仿佛看到了父亲的音容笑貌，看到了父亲深邃的目光和期盼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