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新忠 李渲 刘洪民

一

“妈妈，我是海燕，您身体好吗？”

“荣光呀，好，我很好！”

“妈妈，您要保重身体，过段时间，我去看您！”

……

8月27日，在栖霞市桃村镇雀刘家村南果园边的一座安静的小院里，97岁的高丰爱老人正在与她远在北京的“女儿”王海燕通电话。清晨的阳光柔和地洒落在老人身上，老人满是皱纹的脸上挂满微笑，写满幸福。

“打电话的是我的姐姐，是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妈妈给八路军抚养的孩子。”老人的儿子刘海军告诉我们，“妈妈一直喊她的小名‘荣光’，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则都喊她大姐。”

当年在胶东，为八路军抚养孩子的妇女，都被称作“乳娘”，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胶东大地曾涌现出无数名像高丰爱一样勇于献身、甘于奉献的“乳娘”，她们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没有人愿意冒风险去做这种事情。”高丰爱老人接过话茬说道，“但咱是党员，咱不去做谁去做！”

高丰爱一共生了6个孩子，1943年春，她的大女儿出生。就在这个时候，刚刚出生3个月的“小荣光”也被她妈妈送了过来，两个孩子一起吃高丰爱的奶。没几个月，大女儿生病去世，高丰爱便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小荣光”身上。“海燕姐姐一直在我家里住到7岁才被她的父母领走，这期间母亲一直没有生孩子，直到海燕姐姐回去以后才生了我的大姐刘海燕。”刘海军说。

“你的大姐怎么和北京的大姐一个名字？”我不解地问。

“是呀，她俩的名字一样。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也都是顺着大姐的名字起的，大姐叫刘海燕，二姐叫刘海花，大哥叫刘海林，我叫刘海军，我的两个弟弟分别叫刘海涛和刘海峰。”刘海军解释道。

“这都是我的主意。那年我大闺女生疹子，孩子白天哭晚上哭，哭得我的心都碎了。”好像听明白了我们的谈话，高丰爱插话说，“可又怕传染了‘小荣光’，我狠狠心把大闺女送到了我婆婆那儿，谁知没过几天那孩子就不行了。”说起这些往事，高丰爱的眼角沁满泪水，不由地掏出小毛巾擦拭。她说：“我对俺男人说，那个孩子没有福，往后‘小荣光’就是咱的大闺女，再有孩子起名字就跟着‘小荣光’的大名起，名字里都要有个‘海’字。”

二

把孩子送给别人养，不是件随便的事，要反复斟酌。首先要是刚生过孩子的人，有奶；再一个是必须是思想进步的人，要么是党员，要么是村干部。那时，高丰爱虽然年轻，却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

高丰爱，1926年5月出生，16岁从娘家东下夼村嫁到十多里外的雀刘家村。就在家人还沉浸在娶媳妇添新人的喜悦中时，人们发现这个文静可爱的小媳妇有点不对劲。别人家的新媳妇“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本本分分地在家做新媳妇，可刘家的儿媳妇却经常半夜往外跑，直到半宿才回来。

那时候，雀刘家村周边被称作栖霞的“小延安”，栖东县政府就在雀刘家村西二里外的康家村。在这里的村村寨寨都驻扎着“胶东抗大”的部队，家家户户都住着八路军官兵，因此这里的村民思想进步，党组织发展迅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高丰爱秘密入党，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我刚嫁过来的时候，这里天天练兵。我和村里的几名年轻媳妇到军营里给战士们洗衣服。部队有纪律不让麻烦人民群众，战士们把脏衣服藏起来，我们就挨张床去搜，搜出来再洗。”高丰爱说。

高丰爱和丈夫结婚以后，一直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家里一共五间平房，高丰爱和公公婆婆住在西三间，东边则住着“抗大”的领导。屋后菜园里有一棵刺松，有时候勤务兵就爬到树上站岗瞭望。如今这棵已有百年树龄的老松树依然长青，可曾住在这里的人却一个个走了。

高丰爱给我们讲了当年发生的一个故事。高丰爱家从街门往屋里走要经过一个过道，过道顶上放着一袋花生种。有一年冬天，一个小勤务兵哭丧着脸找到高丰爱说：“大姐，我刚才把你家过道上面盛花生种的麻袋给捅下来了，搁不上去了，你帮帮我吧。”高丰爱笑笑说：“没事，我帮你搁上去。”她找来凳子，帮小战士把花生搁了上去。原来小战士饿了，想用棍子捅几个花生吃，却不小心把一整袋花生给捅了下来。后来，小战士经常把部队里发的玉米饼子大块小块地送给高丰爱，以感谢她的包容。

那时候，党员都是在晚上开会，为了保密和安全，不是在远离村子的山沟里开就是在茔地里开。有一次，上面通知她到康家西沟那片茔盘去开会，她原本胆儿小，白天都不敢去茔盘，何况是晚上，但她还是壮着胆子去了。散会以后，她因为脚小跟不上趟，掉队了，一不小心从一个高高的地堰上掉了下去，把脚脖子崴了，疼得她几乎是爬着回了家。

“我入党，公公婆婆都不知道，我男人也不知道。他们问我晚上都上哪去，我说到邻居大婶家耍了。”虽然婆婆不能肯定她是去参加党的活动了，但猜也猜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极力反对她晚上出去。为了参加会议，有时她只能偷偷地溜出去。“这一次回来得太晚，我在外面敲门，喊着爸爸妈妈，婆婆就是不给开门，最后还是从后窗爬进了家门。”高丰爱说，“我也理解我婆婆，她是想让我老老实实地做个老百姓。可咱成了党的人，就要听党的话，为党做事呀！”

至今高丰爱也不知道“小荣光”的父母是怎么选中她作为孩子“乳娘”的，当时她甚至不知道孩子的父亲和母亲是谁。后来她才知道，“小荣光”的父亲叫王一夫，那时候在胶东做党的地方工作，任过蓬莱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宣传股长、掖县县委委员、北海区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等，母亲于歧则是胶东军区13团的卫生员，两个人转战南北，没时间带孩子，才托付给了高丰爱。

三

高丰爱斜倚在炕上的一条小薄被上，双腿盘起，坐着与我们聊天。临近百岁的老人，身体硬朗，耳不聋眼不花。她说话风趣幽默，偶尔蹦出一句话，让人笑得前仰后合，她自己也把眼笑成了一条线。

孩子送来的那一幕，至今她仍记得清清楚楚，因为从那一天开始，她又多了一个孩子。高丰爱回忆说，“小荣光”刚来的时候，整夜地哭，她就抱着孩子满炕转，满地走。原来一个孩子吃奶，现在两个孩子吃奶，生活本来就困难，地瓜干是主粮，玉米饼子几乎看不见，高丰爱的奶给“小荣光”吃了，自己的孩子就没奶吃。“咱是豁上命去养活呀，宁可苦着咱的孩子，也不能亏了八路军的孩子，不论吃什么都是先尽着她吃。”高丰爱说起来有些激动。

“小荣光”来了不长时间，高丰爱的孩子就生病去世了，她便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到这个“小八路”的身上。那时候家里仅有5亩薄沙地，一年下来收获不了几个粮食，吃了上顿没下顿。由于生活不好，高丰爱的奶不够吃，婆婆就用仅有的一点白面烙小点心给孩子充饥。家里养了一只母鸡，下的鸡蛋全给“小荣光”吃了。即使是这样，还是发生了不测。有一天，“小荣光”突然不明就里地大哭，嘴角开始溃烂，急得高丰爱团团转。她让公公和丈夫抱着“小荣光”四处寻医问药，听说哪儿的医生好就抱着上哪去，最后跑到30多公里外的福山才知道这种怪病叫“干草虫病”，拿了药回来又吃又擦，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才把病治好，至今王海燕的嘴角还留有当年生病时留下的伤疤。

其实，王海燕的亲奶奶就住在离雀刘家村二三里远的东夼村，但是她年岁已高，无法抚养那么小的孩子。她也想孩子，在“小荣光”三四岁后，经常把她领回东夼村住几天。然而，王海燕仍想着雀刘家村的妈妈，住不了几天就嚷着要回去。就这样一直到7岁离开栖霞，“小荣光”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高丰爱那里。

“小时候叫妈，大了叫干妈，现在又叫我妈妈，前几天还打电话问我身体情况呢！”说起“小荣光”，高丰爱一脸的自豪，“俺这个闺女没白养活，又给我寄钱，又领我去北京玩，常来看我，还给我买衣服呢！”听到这儿，旁边的大女儿刘海燕接过话茬说：“我大姐每次回栖霞都要来看我妈妈，上世纪90年代她把我妈妈接到北京住了10多天，亲自陪着妈妈把北京的好光景看了个遍。”

刘海军告诉我们，王海燕离开雀刘家后，先是随父母在烟台居住，后来又随父母工作调动到北京上学。20年前，王海燕从北京复兴医院退休，退休前是医院的业务骨干，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在高丰爱与王海燕通电话时，笔者也接过电话，与王海燕聊了几句。王海燕听说我们的来意非常高兴，很快就打开了话匣子：“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47年我四五岁的时候，国民党进攻烟台，妈妈（即高丰爱）是党员要带领部队家属转移，她最放心不下我，把我交给干奶奶时千叮咛万嘱咐，就怕出意外。后来我和干奶奶被敌人发现，被赶到村里帮他们做活。敌人走了，妈妈回来抱着我看了又看，问我怕不怕，问我吃没吃饭。”说到这里王海燕不由地哽咽了，“我妈妈对我比亲妈妈还亲，我也最愿意跟妈妈在一起。上高中的时候，从北京来到雀刘家村看望妈妈，印象最深的是妈妈给我烙小果子、做油饼吃。晚上我还和妈妈在一个被窝睡觉，后来我找了对象结了婚，还特意回来让妈妈看，让她把把关……”

刘海燕告诉我们，高丰爱之前还抚养过一位司令员的孩子。当被问及此事时，高丰爱说：“时间很短，我都没打‘单’。”我大体清楚老人家说的“没打单”的意思，就是不算数、没当回事的意思。其实当年在胶东乃至整个中国，还有无数位像高丰爱一样默默付出却不被人知的英雄母亲，我想正是因为她们，我们共和国的旗帜才会如此鲜艳、如此迎风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