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华

小雏菊呼啦啦地开着，路径边，杂草丛，堤坝上，娉婷直立繁盛一片，像坠落凡间的星辰，点燃了原乡的坡岭沟壑。它扬着圆圆的脸蛋，薄绸似的叶片镶嵌在四周，浅翠淡黄的花芯，密实紧致，像极了缩小版的向日葵，素雅安淡的模样在风里摇曳出一路的馨香。许是那沁脾的香勾去了母亲的魂魄，她放下了世界，去了一个叫石堰的地方，那里雏菊铺满坡。

日子随着母亲的离去堆了起来，每次去那远山便掐摘一束芬芳的雏菊，让它静静地陪伴在母亲身旁，呆望着，不能自已，满目清泪。

一次又一次回归着年少时想逃离的村庄，踏着脚下那片湿漉漉的土地，跨过古老而简易的石桥，望着那由南向北顺势流淌的河道，空落落的心中滋生了踏实安详的温暖。

当闹腾的声息在错落的屋舍里隐遁，荷锄而归的乡人氤氲在半隐山头的黄昏里，温润、懒散地褪却了劳作一身的疲惫。倘若站在西山扑人眉宇的绿丛中，亦或是在虎啸神威的巨石顶端，那相织交错的街巷、白墙灰瓦的屋顶便会尽收眼底，一览无余的旷野拖曳出一条弯曲白亮的小路，那是一条惟一通向村外的路。

路囗拐角处，一株歪脖子的老柳树，张扬着偌大的冠盖，以历经百年的姿态，抖落一身的沧桑，守望着安逸的村庄，守望着纯朴的乡人，世代更迭，永不老去。

四个宽大的麦场围绕着大柳树，倚着狭长的河道，像罩着一块块平整的老粗布，又像一双双明澈的眼睛仰望着头顶的蓝天，见证着小村庄日新月异的变化。

当第一声清亮的布谷声从头顶划过，麦场里便响起吱嘎吱嘎的碌碡声（用石头做成的圆筒形的农具，用来碾轧场院、麦谷的农具）。灰黄的泥土在一遍遍重复的碾压下，夯实而光滑，我们迫不及待地光着脚丫享受着奔跑的乐趣，身后往往会跟着拿着扫帚的大人：“疯了啊你们，会踏出泥坑的！”也总在意犹未尽时听到父亲的催促声：“回家，明早上山割麦，准备打场。”

一场“三夏”的抢收在父亲“霍霍”的开镰声中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序幕。割麦子，打麦场，顶烈日，真乃“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极不情愿，却也无处可逃，好在能在那高高低低蘑菇似的麦秸垛里与伙伴尽情玩乐，便欣然了却心头的不快。

老柳树的左前方有一排简陋的房舍，没窗没门，只靠着几支粗壮的木桩撑起片片瓦屋。那是我和萍经常光顾的饲养场。萍是我屋后尽头的邻居，也是我同班同学。萍的爹是村里的老“车把式”。我时常和萍从老柳树下穿过，去饲养厂为马准备草料，盼望着能坐上她爹驾的马车。那宽宽的车架配上一匹雄健的马驹，一声脆响，鞭穗儿飞舞，红缨轻飏，威风着呢。从扬起的泥尘里看到追跑的伙伴注视着我们远去，从他们羡慕的眼光里，我仿佛看到了萍和我神气十足的样子。

十岁那年，我第一次沿着那条惟一伸向远方的土路，伴着路边开满的雏菊，去离村三公里的联中进行文艺彩排。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面对六个村子的学生，声情并茂地朗诵《东郭先生和狼》，第一次有模有样地指挥众人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第一次在宽大的礼堂表演“奶奶我今年四十三，生产队里是模范，孙子孙女上了育红班，我参加劳动走得欢”小短剧。

我始终认为我人生的那些第一次，在我艺术爱好的道路中给予了我莫大的激励，虽没有高深的造诣，但在它的推波助澜下，我沿着伸向村外的土路走向了二十多里的乡镇，走向百余里的县城，走向了远方。

如今，人们不再为抢收抢播而忙碌。旷野里建起了大棚，栽上了苹果树、樱桃树，四个平整的麦场上建起了高大亮丽的果行，在苹果、樱桃成熟的季节熙熙攘攘，门庭若市。那条惟一的土路也修成了沥青路，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屋舍的墙面被粉刷一新，交织的街巷有了美丽的名字，村里人安享着丰衣足食的快乐。

在“乡音无改鬓毛衰”里，我努力地回忆着那些曾经鲜活的面孔。如烟的往事，在漫卷烟火的岁月里泛着涟漪，润了眼，湿了心。这便是我生与斯、长与斯，一个命名为“后柳林夼”的小村庄，我一生为之眷恋的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