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萍

父亲走了，走在新冠病毒最肆虐的日子里。那一天，是2023年1月19日，我生命中最灰暗的一天。

翻阅着父亲珍藏的泛黄了的书信，我一边默默流泪，一边幻想着他能够神奇地从书信里走出来，与往常一样和我叙说着他那比常人多了几分色彩的人生……

父亲刘德璞1934年3月出生于牟平姜格庄镇酒馆村，是家中的独子。爷爷早逝，奶奶含辛茹苦独自一人把他拉扯长大。就在父亲能够让奶奶生活好一些的时候，奶奶也撒手人寰。家中的不幸，铸就了父亲坚毅的性格。

在童年的记忆里，父亲这两个字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或者说是空白的。因为，在我刚刚会走路的时候，因父母忙于工作无暇照顾我，我被姥姥带回了威海老家抚养。

我对父亲的感情，是在参军入伍之后才慢慢有的。那个时候，我在济南，父亲常去济南开会。每次开会，他都会带上好吃的烟台苹果到连队看我，并且给我和战友们拍照，战友们都非常喜欢他，甚至盼望他去。但我真正了解父亲的为人，是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一件事。

一天中午，全家人刚坐下吃饭，门铃响了，我起身开门，走进来一位个子矮小、衣衫褴褛的老年男人。父亲见有客人来，起身迎了出来。不料，老人突然在父亲面前跪了下去，父亲急忙扶起他说：“老人家，使不得呀！”

老人原是烟台某剧团的工作人员，“文革”时期因犯了“错误”被剧团开除。父亲上任后，他多次找父亲要求回剧团。父亲在调查了解了他的“错误”后，纠正了剧团对他的错误决定。现在看来，这是一桩小事，但在当时，这么做是需要胆量和担当的。

老人拉住父亲的手，有些激动地颤抖着嗓子说：“刘局长，我今天来就是给你下跪谢恩的。”说着，又要跪下。父亲急忙劝阻，说这都是应该的，当领导的不给群众解决困难和问题，不如回家卖红薯。

送走老人，父亲感慨地对我说：“做人一定要心存善念，多行善举，尤其是当领导的，一句话能够毁掉一个人，也能够拯救一个人。”

父亲的善举，还体现在多个方面。

1974年8月，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父亲被组织从共青团烟台地委调到新组建的烟台地区文化局任解放后的第一任文化局长。当时还是“文革”时期，全国只有八部样板戏。面对没有生机的现状，父亲经过冷静思考，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集结文艺队伍和保护艺术人才上面。为了付诸实施，他首先组织人员对全区艺术人才进行摸底，在对基本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后，父亲采取借用的办法，把一些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工作权利、在艺术方面有造诣的作家、演员和知识分子，调回了文艺队伍。他的这个做法，得到了局里同仁及烟台地区党委和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与配合。

重新获得艺术生命的才子们，均被安置在相应的工作岗位。林雨任《胶东文学》主编，刘荣桂借调到戏剧创作室，黄宝岩当上了京剧团顾问；其他人员也都各尽其才地在各自岗位上，为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没有人计较曾经受到过的不公平待遇，大家只有一个心思，就是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多、快、精地创作出受群众喜爱的好作品。

外表上看似严肃冷峻的父亲，其内心里燃烧的是一颗火一般的爱才惜才之心。

“要创作一流作品，必须要有一流人才。”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市涌现出许多优秀中青年作家。为了有效促进提高专业作者的创作水平，壮大业余作者队伍，父亲积极与外地作家多元交流，请名家来烟讲座，每年召开大型烟台文艺创作会议，举办各类文学艺术创作会、专题会和优秀作品研讨会，组织重点作家到建设一线深入生活，组织青年作者到工矿企业、农村、军营采风等，并制定了“读书月”“创作月”制度，督导学习创作研究常态化、制度化。

烟台素有京剧之乡的美誉。为了不负盛名，也为了烟台京剧的繁荣发展，父亲亲自给京剧名家写信，邀请他们来烟台登台献艺带徒弟。在他的至诚感召下，当时全国京剧界各个行当的名家几乎全部来烟台登台献艺过，并以此为荣，现分享两封来信片段。

中国京剧著名表演艺术家杨春霞女士：艺术节的开幕式，以及剧场的演出效果，留给我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烟台人好客热情直爽，还有众多的京剧知音，尤其是您刘局长为人忠厚诚恳，实在热情，确实令人难忘。

京剧《沙家浜》中沙奶奶的扮演者万一英女士：能有机会与胶东观众见面，使我感到非常荣幸，方知山东父老如此热爱京剧，懂得京剧，不是虚言。虽时日短暂，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想，京剧不会衰亡，起码还有半岛上的广大观众。

为了让烟台京剧走向更大的舞台，父亲一直都在努力着。

1989年，烟台京剧团走出国门，代表国家赴拉美六国演出，且演出成功，就是对父亲辛勤付出的最大褒奖和回报。

美国友人费德兰来信说：我们很高兴已经签署了一份意向书，把精湛的京剧艺术于1989年带到美国。

时任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文化参赞的熊长毅先生也在信中说：烟台京剧团访拉美之成功与您的辛勤操劳实难分开。在整个出访过程中，我从您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您为人谦和，平易近人，注意以身作则，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您了解文化方面的情况，更了解烟台京剧团，因而采取的每一（项）措施和作出的每一个规定，针对性强，效果也好……拉美六国演出影响颇大，故我打算推荐烟台团重访拉美。

时任文化部外联局副局长的范中汇先生来信说：看了你给我的有关“烟京”材料，很受感动，觉得应该宣传一下，我们对外文化交流战线，应该学习发扬“烟京精神”和“烟京风格”。我动手写了两篇文章，一篇以你的名义写的《赴拉美六国访演的收获与体会》，一篇根据烟京三次出国访演的先进事迹写的《文化使者的风范》。

父亲生前常说，很多老学者、老艺术家们心系烟台，情牵烟台，关爱烟台，把自己也融入了烟台。以前我觉得父亲是在自话自说，阅过这些沉甸甸的信件后，方知父亲与他们的情谊有多深厚。

在父亲珍藏的信中，有一封来自时任中国文化部群文局局长、著名摄影艺术家吕宝华先生的信，信中说：烟台地区有许多值得宣传的东西，我反复地想如何宣传。能否通过文化馆的摄影人员，（组织一场）以歌颂烟台地区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形势、祖国山河为主题的摄影比赛，经过评选后，与中国摄影家协会联系一下，在王府井大街进行摄影展览，这样中外影响极大，效果会很好。

当时中国文联的佟韦先生来信：露菲同志已写了简报，开了两次会，都谈了烟台情况，不久即可在《文联简报》中刊出，也提到建立文联事。我认为烟台的文艺形势很好，但也可搞得更好。现在农民生活好了，要求文艺活动就特别迫切 ，你们应派人去南方考察一下，会学到很多东西。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女士的来信更是让人动容：我回来后，即写信给上海市文化局的李太成同志，大前天又在日本总领事馆招待所遇见他，李局长听我描述了我们看戏的情况，说他也是非常喜欢吕剧的，他们要研究一下，一个是路线怎么走，剧团先到哪里再到哪里，一个是上海居住条件的问题，现在上海所有招待所都住满，剧场条件稍好一些的只有人民大舞台后台。最后我跟他讲，问题由文化局研究，我们作为上海的观众，非常盼望吕剧团来沪演出，这对互相交流学习很有帮助，李局长说他研究后和刘局长再商量。

秦怡女士还在另一封来信中这样说：昨天接到上海市文化局演出组电话，讲了你们吕剧团来沪演出的几点情况。一、他们希望你们剧团最好不要直达上海，能沿途多找几个地方演出，如蚌埠、南京、无锡等地，这样可以（节）省旅费。二、在上海演出的时间大概是一个月左右。三、时间最好在明年二、三月。四、希望带省的介绍信。为了便于你们及早考虑和联系安排，所以，急于告诉您。

如果不是把自己融入了烟台，一个国家级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怎会为了一个剧团的演出如此费心？正因为他们热爱烟台这片土地，喜爱烟台的文化氛围，视自己为烟台一员，所以才会有如此的热忱和热心。

为推动烟台书画事业及其他方面的发展，父亲也作了诸多努力，这在时任中国书协秘书长权希军先生的来信中可见一斑：关于烟台书协与某国书法组织搭桥建立友好团体一事，我同与某国书法界常有来往的刘炳森等同志打了招呼，他们答应有机会就办，我们书协也注意这方面的事，请你将烟台书法组织、名胜古迹、碑刻等有关资料整理一套给我，以便有机会对外宣传。

当时《中国文化报》的著名记者徐良瑛女士来信说：关于记者站的事，老周和马社长、李副总都说了，老马答应挺快的，老李问烟台是不是单列市，如果是，那是没问题的。

或许有人疑问，一个地市级的文化局长，依靠着什么力量，让这么多非烟台籍的文化名人古道热肠地为宣传烟台文化出谋献策？若在以前，我无法回答。现在，读完了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及表演艺术家的书信后，我有了答案：那就是基于父亲的人格魅力和他们对文化事业的共同热爱。

因对文化事业的共同热爱，他们在那个交通与媒介都还不太发达的年代，用书信架起了一座桥梁，并通过这座桥梁让烟台文化走向了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了烟台文化。

翻阅着一封封泛黄的书信，我仿佛看到了为烟台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殚精竭虑的父亲，看到了父亲于昏黄灯光下孜孜不倦书写的背影。

正如中国杰出文学家、理论家、戏曲改革早期开创者、时任中国艺术语言研究会会长的马少波先生在信中对父亲的评价——您主持烟台市的文化工作十余年，成绩斐然，宵旰勤劳、一心为公，德才兼美，素所敬重。

时任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的吕常凌也在信中对父亲说：您的一切心思和心底我都是清楚的，对事业对同志热情操劳、无私地奔波，烟台地区的文化事业蓬勃发展，遥遥领先，以致开拓出大文化的新路，使文化工作与经济振兴紧密结合，您是付出了满腔心血的。

人去音容在，身逝德长存！父亲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珍贵书信和谦恭品格，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会为之珍惜，将其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