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却百姓事 赢得身后名

2023年06月02日

祠堂。

李湖在宁海州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强推柞树种植,发展了宁海绸;另一件事是剿灭盘踞昆嵛山为非作歹的李道士,保一方平安。

知州章诤,安徽太湖县举人,明正德6年(1511)任知州。

吏目魏世达,浙江山阴人。“癸未之乱”城陷,力战不退,刀枪加身而死。

胡道垠任职五年调署胶州,告别之日“州民送别迤逦五十余里,遮留几不得进”。

□曲延科

进入名宦祠的官员要求很严格。先是由当地士民推荐已经去世的、在本地任职时颇有口碑的官员,然后逐级上报到省府,由总督、巡抚会同学政审核批准。宁海州的名宦祠建在州城东南隅学宫内,在文庙大成门东侧。祭祀于名宦祠的官员只有四名,分别是明正统年间知州林元美,崇祯15年知州汪逢渊、同时期吏目(掌管缉捕、守狱的官员)魏世达,清顺治年间知州刘文淇。

三公祠是一座生祠(祭祀活着的人),建在城西三里茶棚,原来叫龚公祠,供奉的是宁海州州同龚大良,后来供奉的官员增加了知州周道睿、李湖,遂改名三公祠。生祠与名宦祠一样,都是歌颂贤吏的政绩善举;二者又有不同,名宦祠祭祀的是已经逝去的人物,有激励后继官员的动机。生祠则激扬于当时,使地方官员“生有荣号”。名宦祠因是官办,极易与地方民众信仰脱节,在地方祈祷中逐渐衰落,而生祠因是老百姓自选所敬仰的人物,随着地方社会的口耳相传获得了民众信仰力量的支持,成为地方上实实在在的人物祠祀。

宁海州遗爱祠是由三公祠扩建而来的。三公祠建于乾隆年间,祀龚大良、周道睿、李湖三人。后来祠堂坍塌,道光年间,州民们又把木主移入二郎庙的接官厅,加入了已离开宁海州25年的知州胡道垠的木主。咸丰初年又移到城内曹家巷,与曾王(僧格林沁)庙并列,改名遗爱祠。

遗爱祠的门槛很高,有些虽有口碑却入不了遗爱祠的官员,州民们就单独为他们立碑纪念。据史志记载,明清两代任职宁海州的官员,老百姓为之立碑祠的共有13人,其中明代9人,清代4人。

在中国历史上,纪念职官中的贤能者,国有国史、省有通志、州县有州县志,但这些史志寻常百姓是看不到的,所以地方上就有了一些老百姓能够近距离瞻仰和祭祀的纪念设施。古代的宁海州就有为纪念在本地任职的贤能者的名宦祠、遗爱祠和去思碑、遗爱碑、兴学碑等碑文石刻。名宦祠是由朝廷下旨、地方政府承建的,其余则是老百姓自发建立的。祀入祠堂和州民刻碑纪念的都是值得老百姓永思不忘的人物。

名宦祠

中国历史上对地方人物的祠祀的规定始于明初。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诏令天下学校建立先贤祠。先贤祠分两部分,地方官惠泽于民、政绩卓著者称为“名宦”,祀入左侧;生于此且有德业者称为“乡贤”,祀入右侧。“名宦”“乡贤”属于官办祠堂。今天我们主要了解宁海州的名宦祠。

宁海州明代的名宦祠没有留下遗迹。据史志记载,宁海州的名宦祠始于清代。清顺治初年,朝廷下旨:“直省府州县,建名宦祠于学宫内。”要求各省、府、州、县都要在学宫内建立祠堂,供奉由官方认定的前朝、当朝的先贤、英雄人物,以显忠良,仰眷德,维风教,起社会教化作用。名宦祠由官方资助建设。

进入名宦祠的官员要求很严格。先是由当地士民推荐已经去世的、在本地任职时颇有口碑的官员,然后逐级上报到省府,由总督、巡抚会同学政审核批准。宁海州的名宦祠建在州城东南隅学宫内,在文庙大成门东侧。祭祀于名宦祠的官员只有四名,分别是明正统年间知州林元美,崇祯15年知州汪逢渊、同时期吏目(掌管缉捕、守狱的官员)魏世达,清顺治年间知州刘文淇。

林元美是福建闽县濂江村人,明永乐辛丑(1421)科进士,正统年间,由上犹(现江西赣江市内)知县擢升宁海知州。他颇有惠政:一是遏止了卫官对地方官员的诽谤攻击。宁海州南北临海,明朝置大嵩、宁海两卫,军多于民,卫所的官兵为世袭制,因多年无战事,日渐骄横,蔑视地方长官,欺压百姓,地方官稍不如卫官之意,就被卫卒诬讦查办,而御史又以卫官为耳目,依为心腹,听从其言,据以弹劾,致使正人多被挤去,军地矛盾尖锐。林元美到任后查得此情,即向朝廷密奏,皇上当即下达严令,禁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军地矛盾稍解。二是恤民救灾。一年发生大旱随之又来蝗灾,他不辞劳苦,深入民间组织百姓灭蝗抗灾,灾后又赈恤灾民,为其宽赋。三是重修庙学,而且第一次在学堂走廊设立先贤先儒图像,所需费用全由他外出募捐,未曾劳民。四是曾有两僧人在境内以妖术惑众,闹得民心惶惶,他派人捉拿,经审讯,乃是外地越狱大盗,经此一事,百姓越发敬崇他,誉为神人。后升任抚州知府。

史志所记的知州刘文淇的资料甚少。民国版《牟平县志》载:“刘文淇,北直(河北省)贡生,顺治七年(1650)死于于七之乱。”

汪逢渊、魏世达均死于崇祯16年(1643)的癸未之乱。

汪逢渊,遵化人,明天启元年(1621)乡试中举,曾任工部主事。因监修京城天坛、地坛等工程计算得当、省工节料而受到皇帝嘉奖。崇祯15年(1642)升任宁海知州。崇祯16年2月,阿巴泰率清兵入侵胶东,于2月12日攻陷宁海州城,制造了闻名的“癸未之乱”。城破,汪逢渊率军民奋力苦战,不幸战死。清兵退走后,“百姓围其棺大恸。其子汪之洙扶柩归遵化安葬,百姓沿途哭送”。

吏目魏世达,浙江山阴人。“癸未之乱”城陷,力战不退,刀枪加身而死。州民将其葬在城西关外路北墩旁,碑额曰“名宦魏世达之墓”。

癸未之乱清兵杀害宁海州军民1000余人,百姓对清廷恨之入骨。汪逢渊、魏世达因抗清而死,时间刚过去10年左右,即被批准祀入大清名宦祠,清政府此举,意在抚平民怨,为收买人心之举,当然也不乏对舍生取义慷慨赴死的汪逢渊、魏世达等英雄人物的敬仰。

三公祠

三公祠是一座生祠(祭祀活着的人),建在城西三里茶棚,原来叫龚公祠,供奉的是宁海州州同龚大良,后来供奉的官员增加了知州周道睿、李湖,遂改名三公祠。

生祠与名宦祠一样,都是歌颂贤吏的政绩善举;二者又有不同,名宦祠祭祀的是已经逝去的人物,有激励后继官员的动机。生祠则激扬于当时,使地方官员“生有荣号”。名宦祠因是官办,极易与地方民众信仰脱节,在地方祈祷中逐渐衰落,而生祠因是老百姓自选所敬仰的人物,随着地方社会的口耳相传获得了民众信仰力量的支持,成为地方上实实在在的人物祠祀。

三公祠供奉的第一个人物是龚大良,浙江仁和人,康熙年间任宁海州同(州副职)14年。康熙43年(1704),胶东发生了一场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春大旱,復瘟疫,民情惶惶,龚大良到登州府(治所现蓬莱)请求发仓粮赈灾,上官不准,又力争,上官震怒,大良趋至衙前门侧,“以头撞石狮,鲜血涔涔流”,上官无奈,方许开仓。这次放赈,百姓赖以存活者无数,无不涕零。于是士民在城西道右茶棚为其立生祠,肖像奉祀其中。龚大良擢升胶州牧,临行时,前来送行的士民络绎遮道,车辕无法行走。

龚大良离开宁海州20年后,龚公祠破旧,州民们进行了重修。胶东名士赵中栻行文《修龚公祠堂记》记述此事,再次追忆龚大良任职宁海州期间的惠民善政。文中所述除甲申灾年请赈之事外,还讲述了龚大良的许多懿行硕德。

龚大良慎清廉勤,布衣素食,自奉俭约。性慈仁,贤下士,怜贫苦。遇差遣,他都根据路程远近给予路费,不准索要民间一钱。丙子年(1696)遇灾荒,正好有皇家运粮船队路过城北海域,他寻机登船,谦卑地恳请押运官留下部分散粮,救济灾民。龚大良丰功茂德,老百姓有口皆碑。当年为纪念他,士民把他的名字刻在石碑上,沉入水中,以求永存。20年后宁海州士民重修龚公祠时,老百姓争相购买其肖像,挂在家中,四时祭祀。

周道睿,浙江山阴县人,乾隆元年(1736)任宁海知州,其重教尚文,当年重修学宫,第5年创修牟平书院。其清廉勤政,政绩丰隆,离开宁海州后,百姓将其牌位附祀在龚公祠。

乾隆29年(1764),任宁海知州7年的李湖,擢升泰安知府,因其德隆功丰,州民便将李湖木主祀入龚公祠,改龚公祠为三公祠。

李湖,江西南昌人,自乾隆22年(1757)起任职宁海知州。他在宁海州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强推柞树种植,发展了宁海绸;另一件事是剿灭盘踞昆嵛山为非作歹的李道士,保一方平安。

李湖到任时,宁海州农民已经学会了用柞蚕丝织绸,只是因柞树数量不足,柞蚕丝织业没有形成规模。他就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发展柞树,壮大丝织业。他一方面根据地理和土质条件因地制宜、统筹规划,把植柞任务分解到乡社里村;一方面加强组织发动,府役、里长劝导,乡绅带头,全面推进。同时,制定乡规民约,强化山规,“严禁百姓樵采滥伐作践。如违,照伤损禾稼惩治”,并“比户督课(互相监督)”。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老百姓虽“苦其扰”,但还是很快在荒山野岭上植起一片片柞树林。有了柞树,蚕茧总产量快速增长,全州织绸业也随之兴旺发达起来,柞丝绸开始有规模地进入商品交易市场,并通过登州(今蓬莱)口岸出口海外。

清赵慎畛《榆巢杂识》云:“(李湖)任山东宁海知州时,全民种槲树(柞树),比户督课,当时民苦其扰。20年来,居民放蚕收茧,利甲一郡,至今登州茧绸为最。”这里所说的登州茧绸,就是蜚名海内外的宁海绸。

李湖任职宁海州之前,有一李姓道士盘踞在昆嵛山烟霞洞周围,招聚党羽,设局聚赌,强占昆嵛山田地、山岚万余亩,并雇佣打手巡逻,伺机打劫,百姓深受其苦。以前历任官府都明知此害,但因州府兵力有限,又怕引起民乱,皆不敢过问。李湖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安排几个人秘密深入山区周围,摸清了这些人的数量、姓名、居住地点以及出入途径等,随后选择有利时机,带人上山突袭围捕。结果一次战役就将李道士及其恶党全部抓获,并将他们发配边疆充军,昆嵛山周围从此得以安宁。

李湖离任时,州民攀辕涕泪,送者遮道。李湖忠君爱民,后任贵州、广东巡抚。圣眷亦隆,卒后祀大清贤良祠。

遗爱祠

“遗爱”顾名思义是把仁爱留于后世。宁海州遗爱祠是由三公祠扩建而来的。三公祠建于乾隆年间,祀龚大良、周道睿、李湖三人。后来祠堂坍塌,道光年间,州民们又把木主移入二郎庙的接官厅,加入了已离开宁海州25年的知州胡道垠的木主。咸丰初年又移到城内曹家巷,与曾王(僧格林沁)庙并列,改名遗爱祠。胡道垠是最后一个加入祠内的官员。

胡道垠,湖北孝感人。自清嘉庆13年(1808)起连任5年宁海知州,他尊贤纳士,体恤农耕,勤慎俭约,清正廉明。嘉庆14年(1809)奉命重修宁海州城池。他认为这项大兴土木的浩大工程,正是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的好机会,于是规定:资金物料,绝不向民间摊派一分一毫;海陆运输,绝不动用官方人力车船,全部让利于民;施工雇佣人员,尽量照顾贫民和无业者,以工代赈。还规定,施工期间不得扰民,取石不得破坏公房民宅,开山不得有碍于乡村茔墓。为确保工程进度和质量,他“操心倍苦,昼夜巡值,虽盛暑不辍”。经过两年的紧张施工,城池圆满完工。其规模、设计标准、坚固程度,皆为胶东诸城之首。整个工程不仅没有向老百姓索要财物,许多贫困者还依靠在工地上劳作,挣到了一些养家糊口钱。嘉庆16年歉收,很多贫穷家庭靠家人在工地上当劳工赚钱渡过了难关。

宁海州城池刚刚修完,第二年(1811),夏大旱,秋大水,宁海州遇到了百年不遇的灾荒。其时,民心惶恐,胡道垠更是忧心如焚。他一方面启程赶往登州府,反复请求上司开仓放赈;一方面三番五次召集地方绅老,动员捐资济贫。经“反复论千言”,富户们被他感动了,捐献了大批粮食资金,帮百姓渡过了灾荒。

此次大饥荒遍及胶东各县,百姓挖菜食树,鬻妻卖子,饿死无数。而在宁海州,由于胡道垠把全州八乡十余社几百里村纳于一体,精心筹划,通盘考虑,不留死角,让城乡贫困人口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救济,“活人无数,灾弥民安”,胡道垠自己却因日夜焦劳,年未满四十而鬓发皆白。

胡道垠任职5年调署胶州,告别之日“州民送别迤逦五十余里,遮留几不得进”。为了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在他离开宁海州25年之后的道光18年(1838),士民们将他的肖像摆放在塔寺右八腊祠纪念,又立木主于遗爱祠。

为什么在胡道垠离开宁海州25年后州民们才开始纪念他呢?

原来嘉庆20年(1815),即胡道垠赴胶州任职第二年,朝廷命各省整顿各地钱粮亏空,山东巡抚陈预清着手清查嘉庆15年(1810)以后山东各地库存。至12月查明,泰安、兖州、沂州、登州四府,共亏银936437两。所谓钱粮亏空,一是指地方不能将国家规定的赋税、钱粮按时足量地缴归藩库,造成积欠;二是指已经上缴国库的赋税钱粮被官吏侵蚀、挪用,造成国库亏空。朝廷令将亏缺1万两以上者,问拟斩监候(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等候复审);两万两以上者,问拟斩决,将其所亏银数,令刑部限期追缴。限期内补完者,饶他一死释放,永不叙用。其逾期不完者,刑部于限满日,按名具奏,请旨立即处斩。其数在5千两以下者,仍照例追缴,依限归补。万两以上者,有胡道垠在宁海知州任上的亏欠。

第二年正月,朝廷将军需、煮赈、修理营房、办理泊船等款项,从上次开列的亏欠银数中抵扣删除。经过一年的严追,至嘉庆21年11月,分别处分了有关官员。对于已经赔完亏空的知州胡道垠等,恢复原官,留于山东省,等候酌量补用。

宁海州百姓知胡道垠素廉洁,赴胶州之日行囊空空,所欠完全是修城赈灾所用。虽追缴欠款和候缺之日不敢大肆追思纪念,却始终念念不忘,直至25年后才将其木主移入遗爱祠。

其它碑刻

遗爱祠的门槛是很高的。有些虽有口碑却入不了遗爱祠的官员,州民们就单独为他们立碑纪念。据史志记载,明清两代任职宁海州的官员,老百姓为之立碑祠的共有13人,其中明代9人,清代4人。

知州章诤,安徽太湖县举人,明正德6年(1511)任知州。壬申(1512年)“流贼”刘六、刘七接连攻克栖霞、文登,章诤加紧修葺城池,将护城河灌满水,率军民严阵以待。不日“寇”至,直逼城下,火烧城东门,情势非常危急。宁海卫掌印指挥官王瀛见状欲弃城逃走,章诤按剑大喝:“今日誓俱死此,汝何敢走!”王瀛惧怕,不敢逃遁。立时,军民同仇敌忾,奋力击“寇”。“寇”攻城不克,遂退,城池得以保全。章诤离开宁海州后,州民为纪念他,在署衙前立碑以颂其德。

知州赵通,广东饶平举人,明正德年间任宁海知州。赵通勤正廉明,爱民好士,要求下属极其严格,官厅肃然,胥吏皆不敢以权谋私。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视学,必定五更至,命诸生选择书中疑难问题,亲自讲授。然而,因其性格独立,处事严峻,对胥吏要求严格,胥吏经常背后说他的坏话。卫所里有个叫胡明的卫卒,乘机诬陷诽谤他,其被弹劾罢官。士民知其被诬,哭泣挽留,为其上奏陈冤,然三上奏章,竟不能昭雪,而新任知州胡世忠已至。士民仍然坚持挽留,赵通善言抚慰,痛哭而去。当时前往送行的士民多得堵塞了道路。士民知他囊空如洗,没有回家的路费,争相遗赠钱物,赵通一无所受。赵通离任后,市民在西门外立起一块大石,上书“爱民赵公去思碑”。

士民为之立去思碑的官员还有明嘉靖34年(1555)任知州的富阳举人章楷、嘉靖38年(1559)任知州的睢州人鲁东周、万历9年(1581)任知州的河间举人沈楠、万历18年(1590)任宁海知州的祥符举人张以翔、任宁海州学正的江苏沛县人柳可久等5人。

隆庆元年(1567)任宁海知州的涿州人马汝平,明爽练达,卓有治才,清地均徭,加意学校,州民为之立兴学碑。

万历38年(1610)任宁海知州的宁羌选贡人王以仁,上任伊始即创建社学,召读民间贫寒子弟,聘请宿儒教之,又置买“赡士田”,以田中收入,补养寒士读书。其办公之余,常亲临学堂,讲孝经等诸书;凡拜谒文庙,登明伦堂(旧时孔庙的大殿),都令诸生讲解经书。学子中,如有诉讼者,就让老师同学公断;其还组织修城筑堤,捍卫士民安全。王以仁卒于官署,检视箧内,仅白银十两,州人各出资殓之,为立追思碑。

清代被立碑纪念的官员有4人,其中立德政碑和立去思碑的各两人。

知州王之仪,广宁(今辽宁北镇)人,隶汉军正蓝旗。进士及第,清顺治15年(1658)任宁海知州。处事缜密达练详明,宽严得体,除凶顽扶善良,民心悦服,很快得到提拔。离开宁海之日,百姓泣送盈路,为立德政碑。康熙四年(1665)迁任福州知府,耿精忠叛乱,其严厉斥责,被耿精忠所害。追赠太仆寺卿。

立德政碑的还有光绪31年(1905)任知州的奉天铁岭汉军镶黄旗举人奎保。

知州潘文采,河南临颍人,顺治18年(1661)任宁海知州。莅任84日,清约俭素,廉洁爱民,光明练达,勤于资人。士民于奉恩门(西门)外立去思碑以纪念。

立去思碑的还有康熙年间任知州的广宗贡生王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