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其超

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都会有美好的和值得回味的时刻。我与朱相如在烟台市业余写作圈里，是比挚友、诤友、朋友关注度更高、感情更深厚的文友。朱相如，是我经常攀比、学习、佩服的文学爱好者。他对诗歌的追求、对散文的感悟是我学习的榜样。他的诗歌意境深远优美，散文随笔内容丰富多彩，文学创作文思泉涌，手到擒来，是业余创作者中公认的高产者、佼佼者，是业余文学爱好者们追求的楷模。他对文学创作的执着和痴迷，他对写作的勤奋和用心，令人望尘莫及。

我和相如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经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历史时期的洗礼，接受过文化大革命的考验，经历过工作生活的艰辛和负担家庭生活的压力……千斤重担，没有压垮相如对文学创作的追求，他在业余创作的道路上艰难跋涉，风雨无阻，成绩斐然。几十年来，他爱好文学的兴致不减，读书写作笔耕不辍。他的工作是工厂的重体力劳动，搞文学创作比旁人更加艰难和崎岖，但他在文学创作的旅途中，流汗、流泪、流血，在所不惜。我一直关注相如创作的成果，等待欣赏他标新立异的感人作品，哪怕是在疫情期间，仍念念不忘……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2月18日，我在微信中突然接到烟台散文协会名誉会长綦国瑞发来的一个开会通知：“定于3月5日上午9时，在辛庄社区居委会会议室召开朱相如先生追思会。围绕先生人品诗品发言，敬请出席。”我心里顿时一惊，搞文字的人不可能不懂得通知的内涵，只是心里不愿意说出那几个避讳的字眼。我马上询问：“相如怎么啦？什么情况？”綦会长微信回复：“去世了。”啊，难以接受。得知这个消息至今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人们说时间可以治愈创伤，可我仍然没有从噩耗的冲击中走出来，那种沉痛不断地像针一样扎在心里：痛在精神上，痛在文化上，痛在骨子里。那种“桃花潭水深千尺”的惜别，那种“长城外古道边”的离愁，都不足以表达我内心的感受，“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我与相如都是工厂工人出身，同样爱好文学，喜欢业余写作。在《烟台日报》及全国许多报刊上不断以工人身份发表诗歌和散文作品。那时，我俩由于工人身份，稿件见报经常排在著名作家名头之上。我与相如彼此相知，但多年来从未谋面，并无交集，不像现在有《烟台日报》、散文学会等单位组织各种学习或交流活动，当时都没有手机、电话，几乎没有聚集在一起的机会。好多好多年后，烟台日报社编辑于书恒邀请我出席诗人李小蕙新书发布活动，会上才第一次见到了朱相如。他虽然在烘炉前打过铁，但为人白白净净，温文尔雅，一表人才。他的名字和形象，让我想到了在戏曲舞台上，曾见过的“汉赋四大家之首”的司马相如。我和相如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从此联络不断。后来，他要出书，让我帮他编审准备出版的散文集，几十万字，我认真编辑加工，得到相如的认可。鉴于编辑书稿熟悉了书的内容，他又要我为书写篇序言，被我婉然谢绝。我觉得自己为烟台名人作品写序还不够资格。在我的建议下，他找海阳老乡、散文家王月鹏作序，大作出版，锦上添花。

交往多了，情谊深了，有外出笔会活动，我俩总会住在一个房间，晚上谈起文学，彻夜难眠。他每当说起自己的成长过程和创作成就，就兴高采烈，侃侃而谈——

朱相如高中一年级还没念完，就辍学了。进入街道一个小工厂，做了一名小铁匠。此后的4年时间里，他每天都在师傅那把小铁锤的引领下，抡起十几磅沉重的大铁锤，汗流浃背地砸向通红的铁坯，通过冷锻、淬火、戗磨，打造成锃光瓦亮的锄镰锨镢、刀铲凿斧等工具。当他深情地讲述打铁的感悟时，也不忘润色文字，诗情画意：“那段岁月，其实也是一个自我雕塑的过程。我也是一块生铁，被年轻的赤焰烧得血脉喷张，被生活的重锤砸得火花四溅，自己也由此变得纯粹、坚强、锋利起来了。”业余时间，他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奋斗不息，在《烟台日报》《烟台晚报》上发表作品，不计其数，还在一般作者难以企及的大报大刊上发表作品——在《星星》诗刊、《诗神》《诗选刊》《中国诗人》等刊物及《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文化报》等报纸上发表了诗歌、散文作品几十篇；出版过诗集三部、散文集一部、与他人合作的作品集三部。2008年，他又将近几年创作发表的作品分别编成诗集《节日》、散文集《行走的文字》，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轰动一时……

朱相如是工厂诗人，工人作家，他的作品经历钢铁的锤炼，炉火纯青；他赋诗、作文风格突出，在烟台业余作者中独树一帜，受到广大业余文学爱好者的青睐。

相如走了，是烟台文学创作队伍的一大损失，是业余作者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想起相如的病逝，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病毒伤害了相如的身体，伤害了文友的情感，但并未稀释人们对生命的敬畏，对相如离去的哀思。相如走了，让家庭失去了亲人，让文友失去了良师益友……怀念相如，我们经常会想起他灿烂的笑脸，以及他那永不放弃的勤勉和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