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照

我们老家的山村很小，从我记事起，就只有百多户人家。全村南北两条街，东西两条街，南面是山，东面是山，西面是一条小河，北面是门楼水库。村办学校位于村的东北面，学校有围墙，围着一方院子，南北各有一排教室，西面是几间坐西朝东的教师办公室，院墙东是一个篮球操场。那个时候，每天从早晨开始，就有琅琅的读书声从学校里传出来，半个村子都能听得见，成为当时山村的一种别样的烟火气。

据村里的老辈人说，我们村多年来一直被三里五村的人们叫作“文化村”，因为我们村在解放初期到“文革”前这个阶段，出了一大批文化人。有一位读清华大学物理专业的高材生，后来参加了国家原子弹研发事业，当时家里人不知道他的工作内容，只知道每天早晨有轿车接送他；车窗有黑纱遮挡看不到外面，他自己也不知道工作地点在哪，村里人把他看作本地的“状元”；还有几名大学生，毕业后在教育厅、水利厅等大机关以及医院工作，有的当上了副厅长和医院院长，这些人被看成是本地的“举人”；还有我父亲那一批老高中生，有十几位就在周围村的中小学当教师，他们被看成本地的秀才。我父亲是这种秀才，我姑姑也是。

“文革”期间，村里建起了全公社唯一的一所村办幼儿园，还建起了学校，开始叫小学，一共五个年级，老师和学生全部是本村的人，后来从邻村来了一些学生和老师，我们村的小学就开始承担本村的小学教育和邻居两个村的中学教育，进入了最为鼎盛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我正在村里读小学二、三年级。记得那时候，学生在学校上课的时间并不多，见天的不是去上山“挖丰产坑”“挖熟石改良土壤”“沤绿肥”，就是放麦假、秋假和农忙假，把学生的心放野了，没有多少人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反正读完小学读中学，而后就下地参加劳动，没有考大学这一说。可不知为什么，村里的大人还是习惯地叮嘱自己的孩子要好好读书，他们用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不好好读书，将来就得到地里‘拉勾勾铁’。”“勾勾铁”就是锄头，拉“勾勾铁”就是到地里锄地。这与古代人所云“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以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类读书励志的言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的老农民也不知道孩子的读书目标到底在哪里，只是觉得多读书没错。

当时的社会上也没有统考之类，在学校读完一学期，基本都是老师自己出题考试、评卷，随便给学生个成绩。虽然如此，家里人还是很看重这个考试成绩的。过年的时候，哪家孩子成绩好，家里父母就感觉脸上有光，如果能评上个“三好学生”，绝对把奖状挂在墙上，向来拜年的亲戚邻居炫耀一番。那时候学校开设的课程也比较多，也有美术课和音乐课，只是不经常上，因为就一个老师，忙不过来。这类颇受学生喜欢的课程，能上的机会真不多。我当时的班主任是一位女老师，她给我们上语文课，对说普通话和写字颇为讲究，尤其是练字，写大仿本练字，我写得不好看，常被老师说是“草棍子”字。到了小学五年级前后，国家开始恢复高考制度了，我们村里很多后生都报名参加，这些“文革”期间的中学生，到了考场上面对高考试卷简直是一头雾水。我记得我三爷家的三叔去参加了，回来后跟同学在村里议论在考场上的经历，相互自我解嘲，结果是全村年轻人没一个考上，倒是邻村有一个年轻人考上了，马上就解除了与我们村姑娘的婚约，村里人唏嘘之余，大骂那人是“陈世美”。

那时候，公社也开始有统考了，公社和县里都开始办起了重点班。当时我们参加了全公社每半年一次的统考，是在邻近的林场联中举行的，从小学搬着桌椅板凳到那学校去，要走两三里路。第一届公社重点班，在林场联中封闭学习了几个月，管吃管住。我们班的一个同学被选拔去学习过，说在里面吃的饭是多么多么好，说到吃面鱼，馋得我们直流口水。在小学升初中的最后几个月，为了考县里的初中重点班，班主任把我们学习比较好的十几名同学留下，晚上组织补课，加紧备战练兵，地点就安排在学校南面的大教室中。每人从家里带着玻璃罩灯、油灯和蜡烛，等到八点半村里的“自磨电”（村里自己柴油发电）停电后，点起来，不顾蚊虫撕咬和酷热，比赛谁做题快。有人回家后还会再点灯自己学一会。到了考试的时候，我们都去参加了，没想到，全班就我一个人考进了县里唯一的初中重点班。虽然如此，我们这一级三十多名同学，还是有三人考上了大学，一人考进了中专（小师范），这在当时的三里五村都传为佳话。

后来，村子被划为库区，年轻人可以到城里企业上班，然后在城里安家。有了到城里工厂上班的机会，村里喜欢读书的人就少了，村学校的生源规模就萎缩了，成为单纯的村小学。再后来，由于村里年轻人少，在村里读小学的孩子更少了，孩子们先是并到邻村读小学，而后小学也并到镇里了。只有学校的老房子依旧矗立在那里，就像一位风烛残年的孤独老人，一年又一年，在那里经历着岁月风雨的洗礼。偶然回老家，我都会去看看这荒废多年的小学校，眼前依稀是当年在学校里热闹地嬉戏和琅琅读书的情景，几多唏嘘，几多感慨，更多的是对那段山村读书的别样烟火气的追忆和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