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强

母亲是年画迷。

大集在俺村东南边，离村子八里。上世纪50年代，从我记事起，每年到了腊月，母亲便会去集上买年画。

卖年画的地方与卖炮竹的摊位离得很近，往往是集上最热闹的地方。有的摊主把年画放在一个大长木板上，也有的人就没那么讲究，只要没雪或不湿，就在眼前的地上铺块草帘子和破布，把年画直接摆在上面。妈妈在买之前，一般要货比三家，哪个摊位的年画全、种类多、价钱便宜，她就会到哪个摊位上买。

领袖像是必须买的，母亲知道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她不是个忘本的人。过去那一代人常说一句话：吃水不忘挖井水。在她朴素的思想意识里，毛主席是高于一切的，她会盯着毛主席画像，长时间端详，反复挑选。

春节祭祀，百姓多设天地君亲师牌位供奉。天地被摆在祭祀之首，这当然与古人将天奉为主宰神灵，以地配天、化育万物是分不开的。这里讲的祭祀天地，实际上指的是祭祀法力无边的神仙。因此神仙类的年画，也是母亲必须要买的，像玉皇大帝和观音菩萨、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图以及灶神、财神、火神、门神，一个不能少。关于神仙中的八仙，母亲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饶有意思的故事：在她不到一岁时，姥姥常抱着她玩耍，只要她扭头看见墙上贴的那张八仙年画，就会咯咯咯笑个不停，众人都感到十分诧异。蓬莱离母亲老家只有三四十里，后人有个会掐算的人蒙了一句：“这孩子大概跟八仙有缘。”母亲大了知晓此事，自己当家后，干脆每年都买一幅崭新的八仙年画，贴在家中。

传统民俗类的年画，最能反映各个时期和地域的百姓生活。最常见的有喜庆热闹的渔家乐、诙谐有趣的老鼠嫁女以及花样繁多的娃娃年画。我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结的婚，急于抱孙子的母亲，年年买大胖小子的年画。后来我们生了个女儿，母亲就买了一大摞大胖闺女的年画，其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这样一幅：一个扎着小辫的俊气小姑娘，怀里抱着一条大鲤鱼，她的四周全是盛开的荷花，前面还有一对色彩艳丽的鸳鸯。妈妈喜欢这幅年画，说她的孙女眉眼真像这个小闺女，她把这张画贴到她的卧室里，一贴就是好几年。

戏剧年画属于文艺类年画，基本主题是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京剧惯常称戏为“出”，故用京剧为主的戏曲改编的年画又称戏出年画。母亲挑选戏出年画格外用心，她通常买的有霸王别姬、穆桂英挂帅、空城计、玉堂春、三英战吕布、五虎将、群英会、岳飞枪挑小梁王等。闲暇时母亲还愿意唱两句。母亲也会买别的剧种的戏出年画，例如黄梅戏中的天仙配、昆曲的十五贯、越剧里的西厢记、梁祝等。吕剧是山东的地方戏，在胶东一带农村，春节常演吕剧，像墙头记、王小赶脚、李二嫂改嫁等，母亲买的也不少。

中国年画，是人们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也是百姓眼中最喜闻乐见、最接地气的一种艺术门类。在一定程度上，年画反映了中国民俗文化的发展脉络。同时，有着时间与空间属性的年画也是挂在墙上的教科书，一幅年画一段历史，一幅年画一个故事。母亲曾给我讲她喜欢年画的原因：因为家里穷，母亲没有上过学，不识字，有很多知识和礼仪，她是通过贴在墙上的年画明白的。年画中的那些正邪共存、血肉交融的故事，启蒙了母亲潜意识里对人性最初的认知，教会了她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而且这些传统年画中所表现的，无一例外都是人们对待生活的积极向上的态度，这也使母亲后来无论面对多么艰难困苦的日子，都能乐观以对。正因为如此，她对年画的喜爱是从骨子里来的。她宁愿少买点吃的用的东西，也要买年画。

过完小年，年的气氛更加浓烈，家家户户都要打扫卫生。母亲领着我们，把屋子里的被褥等能搬的东西都搬出来，把笤帚扎在一个大竹竿上，开始一个屋子一个屋子地清扫。扫完灰尘后，母亲又开始揭去年贴的那些旧年画，贴上新买的年画。

贴年画，母亲讲究先来后到。先贴的是毛主席画像，要贴到堂屋的正中央，堂屋是家里平日坐着拉呱、商议事的屋子，也是接人待客的地方。而后要贴神仙类的年画，一般选在一间空屋，客人来拜年要往这个屋子领，以方便人们磕头作揖，行三叩九拜的大礼。

妈妈贴年画，除了讲顺序，还不乏仪式感。她在贴年画之前，会用肥皂把手洗干净。在拿到画以后，先小心翼翼地打开，习惯性地用袖口在画面上蹭几下，生怕落上灰。在贴神仙画时，还会双手捧画，虔诚地先作几个揖，总之仪式感十足。

她总是把孩子唤到旁边，为她“掌”着眼，确保把年画贴得横平竖直，歪一点斜一点都不行。

新年画这么一贴，屋子显得干净又亮堂，增色不少，喜庆之气也油然而生。每到此时，母亲会轻轻叹口气，来一句：“一年过去了，老天爷保佑我的孩子在新的一年中，平平安安。”

贴对联福字相对简单一些，要大年三十贴，大门上贴对联或福字，粮囤贴上“五谷丰登”，猪圈贴上“肥猪满圈”，每个屋子高处都贴上一个“抬头见喜”的小长条幅。

年画和其他东西一样，都是有生命力的。时代也会在年画上留下自己深深的印记与特征。时代不同，年画的内容和形式也在随之变化。母亲喜欢英雄人物的年画，特别是部队的英雄，像董存瑞、邱少云、杨根思以及雷锋等。我记得有一幅年画是这样的：陈永贵头戴白毛巾，肩上扛着一把大镢头，后面跟着无数拿着农具的农民，那幅年画红旗招展，场面宏大，令人过目难忘。还有铁人王进喜搅动油池的画面，相信当时的国人都看到过，画面同样激荡着千钧之力，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母亲这一辈子，一直保持着春节贴年画的习惯。她去世那年，烟台市场上的年画品种很少，她知晓二姐要去济南出差，就把二姐叫回家，嘱咐她到外地替她多捎一些喜欢的年画。二姐也是为了让母亲开心，从济南返回烟台时，半夜时分专程在潍坊下了火车，去杨家埠亲自选购了一批年画。回来后，母亲高兴至极。她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视力因白内障已很模糊，还是指挥孩子们替她贴上，这也是母亲一生中最后一次贴年画。我想，在母亲的感受里，年画绝不仅仅是一张纸质图片，而一定是承载着她一生沉甸甸的生活，她对自己的青春、对过往的欢乐与情感的凝望。

如今，一切传统的东西都在迎接挑战，春节也少有人贴年画了。我却难忘老妈手拿年画颤巍巍地站在高处，如梦如幻，依稀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