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延科

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统治，在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定年号为洪武。这位集武功文治于一身的平民开国皇帝，在位31年，抱定济世安民的志向，对外打击倭寇、保境安民，对内澄清吏治、严厉治国。那么他在位期间，位于胶东半岛东端的宁海州如何呢？

建起防倭海上长城

1336年，日本国内分裂，各派相互攻伐不已，战乱中的溃兵败将亡命海岛，与一批浪人、海盗和不法商人相互勾结，屡屡到中国沿海疯狂走私和杀戮抢劫。这批不法之徒被中国人称为倭寇（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倭奴奉贡朝贺，汉光武帝刘秀赐国名倭；唐代武则天时期，倭国申请改名，被赐名“日本”）。明代洪武之初，倭寇乘明朝新立之机，于洪武二年（1369）正月、洪武三年三月、洪武六年三月连续对胶东东部的登莱沿海实施抢劫掠夺。

胶东半岛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咽喉要道，是保障京师粮食运输的生命线。特别是宁海州（洪武元年宁海州由莱州府改属登州府，辖文登一县，管辖范围包括现今的牟平区、莱山区、高新区和威海市的全部）三面环海，海岸线1000多公里，是京津门户、海防重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朱元璋历来反对侵略别国，曾告诫他的子孙，不可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但是，假如有的国家不自揣量，胆敢侵犯皇朝边境，那就坚决予以打击（吴晗《朱元璋传》）。鉴于此，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在胶东半岛进行了两次大的军事布局：第一次布局是在1369年至1387年，设立了莱州卫、登州卫、宁海卫、青州卫四大核心卫。其中，宁海卫在元代为宁海备御千户所，洪武二年改为莱州卫左千户所，洪武十年升千户所为宁海卫；第二次布局是在1398年，在胶东半岛新增了威海、靖海、成山、鳌山、大嵩、安东、灵山等7个卫。其中宁海、威海、靖海、成山4卫均在宁海州辖区内。朱元璋的两次军事布局，在胶东东部海疆建起了完整的水陆配合的海防卫所体系，形成了一道坚固的海防长城。

卫所体系是明朝的主要军事制度，为朱元璋所创立。每一卫所驻地固定、军士数额基本固定。卫下依次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小旗等编制单位，卫所隶属于本省的都指挥使司，由中央五军都督府和兵部管辖。洪武十年设立的宁海卫有大小军官79人、士兵5600人左右。军官由各军事单位调集，士兵大都自扬州、高邮等地迁来。宁海卫设有六墩（又称烟墩、烽火台、狼烟台，用以瞭望、监视敌情，快速传递警报）12堡（远离城镇用以驻军的建筑物）。在州城东北20公里处（今姜格庄街道金山寨）设金山备御千户所，建5墩1堡，有千户5人、百户10人、守城军余（未取得正式军籍的军人）28人、守墩军余15人、守堡军余2人。在州城西北20公里处（今莱山区清泉寨）设备御百户所，设2墩1堡，有百户3人、守城军余15人、守墩军余6人。

自设置宁海卫后，倭寇又来宁海州侵扰了三次。一次是在建宁海卫之初。明《宁海州志·嘉靖版》载：“圣祖尝宣谕武臣曰：‘沿海设置卫，保障居民。奈何管军人员多无谋略，往往失机，不能制敌。惟务贪婪，私役军士，数有犯者，已有斩首号令。近日宁海卫指挥等领军守海，遇贼船数十登岸，并不向前设法擒拿，互相推调，致令伤害军民。又敢虚报杀获贼数，欺诳朝廷。已将各官分尸示众。今后守海官员人等，常操练军士，葺理战船，于紧关、岛屿、湾泊，遇有贼船到来，不许调开……如此，则势力壮而贼易擒矣。’”宁海卫驻军的这次惨败，不仅成了宣谕全军的反面典型，还受到了朱元璋的严厉处罚。

第二次是在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山东都指挥佥事蔺真奏：“近者倭船十二艘，由城山洋艾子口登岸，劫掠宁海，卫指挥佥事王镇等御之，杀贼三人，获其器械；赤山寨巡检刘兴又捕杀四人，贼乃遁去。”这一次虽然打了胜仗，却让朱元璋看到了宁海州在兵力部署上的薄弱环节。第二年即洪武二十三年，他命山东都司周彦在宁海州设五总寨（具体地址不详），在宁海州所辖的文登县设置了赤山寨（今荣成市石岛镇北）、道泉寨（今环翠区治于镇东北）、辛汪寨（今环翠区寨子村）三个营寨，并设墩、堡若干，进一步加强了东部沿海一带的防守。

第三次是洪武三十一年二月乙酉，倭寇由白沙海口登岸，劫掠居人，杀镇抚卢智，百户何福战死。宁海卫指挥陶铎及其弟钺出兵击之，斩首30余级，贼败去。陶钺为流矢所中，伤其右臂。朝廷命登莱二卫发兵追捕，兵至时，陶铎已将倭寇击败。

倭寇接二连三地侵扰，已成为大明的心腹之患。朱元璋决心在有生之年建立一道坚固的海防，以绝外患。这年五月，他派魏国公徐辉祖巡视山东沿海，将部分千户所和百户所增扩为卫的建制，接连设立了安东、灵山、鳌山、大嵩、威海、成山、靖海等七卫。这是朱元璋对胶东海疆的防倭作出的第二次大的战略部署。而刚过了一个月，即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在西宫驾崩，享年71岁。

宁海州这次增设的三卫，所设卫官和经历司、镇抚司、左前后三所与宁海卫相同。威海卫在州东北60公里，成山卫在文登县东60公里，靖海卫在文登县南60公里。三卫共有军士4317人，设墩堡48处，屯田军余450人。此外还在文登县东南125里处设宁津守御千户所，军士539人，守城军余68人，屯田军余66人。

其时，在一个行政级别高于县、低于府的散州行政区内连设四卫，在全国尚属仅有。整个宁海州西至登州卫，东到成山头，东南到石岛、堵海，南到浪暖、大嵩一带，漫长海岸线上军营接连不断，墩、堡星罗棋布，形成“四卫五总寨三营寨”的防御格局，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严密的海防体系之一。

全真道受到压制

金大定七年，陕西咸阳人王重阳来宁海州收丘处机等七真人为徒，创立了全真道，历经金、元两朝，全真道誉满全国，道徒遍天下，宁海州更是以全真道的发祥地而风光无限。然而自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后，全真道就风光不再了。

朱元璋原是明教首领韩山童之子韩林儿（小明王）的部将，他的部下多数出自淮西，都是明教徒。他把全真道看作金、元两朝异族统治者巩固政权、麻醉汉人的工具，百般压制。

其时，佛、道是全国最大的教派，都受到朝廷律令的约束。如洪武六年十二月，朱元璋以全国各地“僧、道太多、蠹财耗民”为由，下令全国“府、州、县只能保留一处道观、寺庙，僧、道并处之”。又规定女子40岁以下者不得为尼。全真道兴盛时，昆嵛山每座山峰的上面或下面必有一观或数观，道众成群结队络绎不绝。此令一下，大多道观停业，王重阳当年创建的三教五会也一哄而散了。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得知全国僧、道人数仍有20954人，认为还是太多了，于是规定三年一次发给度牒（国家发给僧、道从业者的资格证书），并且要严加考试。洪武二十四年，朝廷直接下令清理佛、道二教：“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达可容众者，一所并居之，不许杂居于外，违者治以重罪。亲故嫌隐者流（隐瞒不报官的发配远方）。愿还俗者听（允许）。道士设醮，不许拜奏青词，各尊颁降科仪（道士祈祷禁止给玉皇大帝唱赞歌，要严格执行朝廷规定的条目仪式）。”洪武二十八年十月，朱元璋以全国僧、道人数多，且皆不务本教为由，令赴京考试，不通经典的一律开除，年60以上的免试。

朱元璋的一道道诏令，虽没把全真道当作“邪教”而取缔（朱元璋登基第一年就把明教、白莲教等列为邪教而昭告天下），但全真道的处境与邪教的境遇也差不了多少。他定下的基调，让全真道在明王朝260余年里再无翻身之日。永乐十六年（1418），朱元璋的四子朱棣发布诏令：“定天下僧道，州不过30人，县不过20人。”当时，宁海州境内有名的寺庙有60多座，按永乐帝的要求，多数寺庙只能关门了。而嘉靖二十六年（1547），宁海州在修撰《宁海州志》时，就直接把在宁海州诞生的全真道称之为“异端（邪教）”了。

《宁海州志》说，他们（指王重阳和七真人）“抛弃了父母、妻子、家庭，不顾伦理道德，而去从事于荒诞虚妄的神仙之道，不是歪门邪道是什么！”又说：“王哲、七真人自古至今也够出名的了，然而他们都活有年限、死有地、葬有所，人人共见。我并没见他们成什么神、变什么仙，只不过是离开活着的人群而已。他们自神其说、夸耀于人的那一套，完全是虚假的。”

宁海州州同、《宁海州志》主撰焦希程原是南京户部员外郎，嘉靖二十四年（1545）夏，因雷电引发大火烧了政府粮库而被追责，贬官到宁海州任州同。他一个州的副官，能在《州志》中把在中华大地传承近200年的全真道直接称为邪教，要是没有朝中权贵的默许，怎么可能呢？焦希程的祖父焦芳曾仕至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是一位权倾朝野的高官。焦希程是否得其祖父或其他高官的默许也未可知。

至嘉靖一代，全真道早已名存实亡了。嘉靖版《宁海州志·祠庙》载：焦希程看到宁海州有那么多寺庙，感叹道：“惟皇作极，令甲昭昭若此，何宁海寺观若是多哉？考其建制，皆出前代。”说皇上登基所下的命令（限制僧、道）已经很明白了，为什么宁海州的寺观还有这么多呢？考查了一下，它们都是前朝留下来的，后人以保存古迹为借口，才存至今日。这说明，进入明朝中后期，宁海州金元两朝为全真道兴建的寺庙基本人气全无，只不过是一些空壳罢了。

农业生产大发展

中国历史学家吴晗生前评价朱元璋说：“对农业和农民吃饭穿衣问题的关切，朱元璋是较为突出的（《朱元璋传》）。”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农民的辛苦。他常说，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水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到收割季了，完粮纳税之外，剩不了多少。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分内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让农民安居乐业，才有可能。正是基于对农民问题的深切认识，所以在他主政的31年里，有了许多惠农富民政策。同全国一样，宁海州的农业生产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鼓励开荒垦田。元末经过20年的战乱，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宁海州更是“土旷人稀，一望尚堕荒落”。洪武三年，济南知府陈修与司农官上疏：“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宜召乡民无田者往辟。”朱元璋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诏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户给十五亩，又给地二亩种蔬菜，有余力的不限顷亩，皆免三年租税。近城存留五里以备练兵牧马，余处悉令开耕。”还规定：“凡开垦荒田，各处人民先因兵燹遣下田土，他人开垦成熟者听为己业。业主已还，有司于附近荒田拨补。”这两条法令，使包括宁海州在内的北方广大无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开垦田地的机会，而且明确了产权，解除了开垦者的顾虑。洪武二十四年，诏令全国荒田都为皇朝所有，只要有劳动力的就许报官开垦。又令山东农民，凡有劳动能力的，限定田亩，令其耕种。敢有荒芜田地流移者，全家迁发化外充军。二十八年又诏令：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收田租），若地方官增科扰害者治罪。在朱元璋一系列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宁海州掀起了开垦荒田的热潮。至洪武二十四年，宁海州所辖的牟平、文登两县土地竟达1419200亩（不包括卫所屯田），是洪武元年的3倍多，平均每人7.1亩。

人口迅速增长。明政府鼓励农民垦荒种地的政策，极大地吸引了流浪失所的百姓回归，推动了全州人口的增长。有了劳动力，就能开垦出更多的荒地。据《宁海州志·嘉靖版》载：至洪武二十四年（后七年无记载），宁海州（包括牟平、文登两县，下同）人口达到22470户、199680人（不包括各军事单位的军人及家属），对比元初的5713户15743人，户数和人口都翻了好几倍。仅仅20余年的时间，就改变了宁海州因战乱造成的“赤地百里无人烟”的荒凉面貌。洪武年间，朱元璋搞了10次移民。移民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广的地方。而登莱地区（包括宁海州）就占了其中的两次。一次是洪武二十五年徙山东登、莱二府5635户就耕于东昌（聊城）。另一次是洪武二十八年登、莱、兖、青、济南五府民五丁以上（指每户人家有五名以上男子）1051户、4666口赴东昌。

鼓励农民种好粮食，同时兼顾多种经营。农民有了土地，明政府又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引导农民种好地、多打粮。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田器（农具）不得征税。洪武四年、洪武二十五年，他两次派官员到广东、湖广、江西买耕牛、种子给北方屯种之民。洪武二十八年，他命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组为一社，农急之时有人生病，则一社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户部以此意广泛晓谕：各地方报告修城垣、建营房、浚河道、造王宫等工程，都不得违农时，一定要在秋收农隙时兴工；对农业增产有成效的地方官加以提升。

朱元璋的一系列鼓励政策，让农民得到了实惠，粮食产量连年增加，州、县、里社也相继建起了预备仓、常平仓、社仓，适当储存谷物，以备荒年。其时宁海州的粮食品种主要有粟（谷）、麦、大麦、豆、玉米、番薯、秫等，以谷物为主。这些粮食作物主要是用来解决吃饭问题，要想有钱花，还要靠经济作物。早在龙凤十一年六月朱元璋就下令：凡农民有田5亩到10亩的，栽桑、麻、木棉（棉花）各半亩，10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递加。地方官亲自督视，不执行命令的处罚；不种桑的罚出绢一匹，不种麻和木棉的罚麻布或棉布一匹。

宁海州属丘陵地带，适合栽种杂果，政府的多项举措下，推动了全区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土地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垦殖和利用，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