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成明

新华社胶东分社诞生于1941年8月13日，是中共胶东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新华社山东分社指示成立的。当时名为“新华社胶东大众社”，1944年2月29日改为“新华社胶东支社”，1946年3月10日再改为“新华社胶东分社”。胶东分社是新华社在全国各地最早成立的分支机构之一。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取消区党委与行政公署一级机关及调整各地委、专署区的决定》，中共胶东区委、胶东区行政公署撤销，新华社胶东分社也随之撤销。

在从成立到撤销的将近九年时间里，新华社胶东分社创造了我党胶东地区新闻宣传工作的一段辉煌历史，也成为新华社历史上一个耀眼的亮点。九年里，这支年轻的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手中的笔和枪与敌人展开顽强斗争，用铁硬的肩膀扛起党交给的新闻宣传工作任务。他们在战火中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在艰难中经历了苦与乐的锻炼，在奋斗中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数百名胶东分社人共同创造了胶东分社事业的成功，其中王人三、李达、李维光等同志是胶东分社新闻宣传事业开拓者的代表。

第一任社长王人三

王人三（1915年—1998年），牟平县峒岭村人。中师毕业，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至1939年，任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视导主任。1939年至1941年，任中共北海地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政府工作部部长。

1941年8月，26岁的王人三出任新华社胶东大众社社长、大众报社社长。当时胶东大众社与大众报社合署办公，一体化管理。他是新华社胶东大众社第一任社长，也是大众报社继贺致平、阮志刚同志之后的第三任社长。1944年2月，胶东大众社改为胶东支社后，王人三同志继续兼任胶东支社社长，直至1946年2月。1946年3月，胶东支社改为胶东分社，胶东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宫维桢同志兼任胶东分社社长。这时，王人三同志只担任大众报社社长。

王人三同志到任时，正值《大众报》创刊三周年之际。大众报社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此时已经走上正轨。王人三是个开创精神很强的人。接过社长的重担后，他决心在胶东区党委领导下，与同志们一起在党的宣传工作中干出一番事业。

搞好新闻宣传，是新华社胶东大众社社长、大众报社社长的首要任务。王人三上任后，坚定地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积极争取胶东区党委的支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报道领域和报道形式上积极探索，胶东大众社和大众报社的宣传报道工作很快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大好局面。特别是胶东大众社，在因日伪频繁“扫荡”而在乡间到处转移和电台设备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给新华社山东分社发稿，及时向全省、全国报道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作出了突出成绩。

1943年，为了提高胶东大众社、大众报社的宣传报道水平，在王人三同志的主导下，胶东支社和大众报社建立了编委会制度，编委会直接领导编辑工作，社长则是全面负责报社的行政工作。编委会下设有通讯联络科，负责在群众中开展通讯工作。1946年4月，王人三主持报纸扩版。4月1日，《大众报》由四开四版改为对开四版，报纸又跨入一个新阶段。当时报纸编有许多专刊，如“胶东子弟兵”“火炬”“大众戏剧”“大众卫生”“农友”“工农园地”“新教育”“工商副刊”等。这些专刊都是胶东区党委和区行署有关部门为主负责编辑的。报纸依靠党政军民各部门创办这么多专刊，充分体现了“全党办报”的方针，报纸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报。

1940年11月，胶东联合出版社与大众报社合并。从此，大众报社不仅出报，而且也负责出版发行图书。1941年王人三同志到大众报社、胶东大众社工作后，带领大家克服很多困难，先后印刷发行了《联共党史》《唯物史观》《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书，受到区党委的表扬。以后又陆续印刷发行了许多社会科学、哲学、整风、文艺类书刊，如《大众哲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整风文件，另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列原著以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闯王进京》等小说和剧本等。可以说，王人三同志上任后，胶东大众社、胶东支社和大众报社的宣传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1948年4月，王人三同志调任中共昌潍地委宣传部部长。1951年，调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办公室主任。1952年后，历任中共徐州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徐州市委副书记兼市长、中共徐州市委第一书记。1956年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日报社总编辑、中共苏州地委书记兼苏州市委书记。1964年后，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司长、外交人员服务局副局长，后任中国驻阿联酋塞得港总领事和中国驻乍得、利比里亚、博茨瓦纳等国大使。

电台第一任台长李达

李达（1905年—1942年），原名于希增，曾用名于伯显，招远人。他出身于殷实的农民家庭，8岁入私塾，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1930年肄业。1931年返籍，任教于招远县丛家高等小学。翌年始，在招远县中学任教两年。

1934年，他应天津北洋大学同系同学、长山县（旧县名，位于今邹平市区东部、淄博市区西北部）中学校长马耀南邀请，担任该校教务主任。二人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均愿为“教育救国”贡献一切。就在这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日寇的疯狂侵略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九·一八”国耻未雪，华北危机又迫在眉睫。李达积极协助校长组织开展抗日讲演会募捐劳军，发动学生到街头、市集、田间进行抗日宣传。不久，他被介绍加入了民先组织。1937年秋，战事日趋紧迫，李达先安排妻子、孩子回原籍，自己只身留校与进步师生一起开展抗日活动。同年冬，学校遭日军飞机轰炸后，他与马耀南发起成立了长山县保安大队。同年12月27日，姚仲明在长山县太平庄汇集抗日武装力量宣布武装起义，部队番号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马耀南、李达所组织的保安大队也加入了起义部队。部队后来几经编组，一直战斗在鲁北一带。1938年4月，李达随马保三、韩明柱的第七、第八支队东进胶东，后转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领导下的联合出版社。同年，李达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8月13日，大众报社成立，李达被调来担任电台台长。当时报社没有收报机，李达和副台长葛次元发挥自身才智，自己动手，安装收报机成功。年底，由于日寇入侵，战事紧迫，大众报社随胶东区党委转战于掖县、黄县、莱阳、招远和栖霞西北部艾崮山区一带。这种艰苦的战争征途，行则身背重负，停则安机收报，对一位眼睛高度近视的知识分子来说确有很大困难。当时，胶东区孤立于敌后，僻处海隅，地理上又受伪顽反动武装分割，消息闭塞，大众报社对国际国内新闻的唯一来源是国民党中央台播发的记录新闻。为启发群众认清形势，电台收录后再从这些反面文章中找出正面含义来，用此种手段报道国内外形势以正视听。这台自己安装的收报机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与李达的辛勤劳苦、积极钻研、克服技术难关是分不开的。

1939年9月，李达带领副台长葛次元（王言恺）等同志，带着耳机细心地从飞过天空的无数电波中找到了新华社的讯号，谛听到延安的声音，并开始接收新华社电讯稿。全报社为之振奋，胶东区党委还特别为他们记功，予以鼓励和表扬。

1940年2月20日，延安《解放》杂志发表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新华社随即向国内外播发这篇重要讲话。李达和葛次元等电台的同志正在接收新华社电文时，国民党军赵保原部向大众报社所驻村庄发起进犯。根据侦察情报计算得知，我电台收报结束时间正是敌人接近到达报社驻地时间。报社各部门按原定计划提前撤离了。电台此时如果撤离，则无法完整抄收《新民主主义论》电文。在这种情况下，李达、葛次元和电台的同志们都坚定地表示，一定要将毛主席的重要讲话一字不漏地抄收下来，然后再撤离。就这样，他们抱着刚刚抄收下来的《新民主主义论》电文爬上北山时，敌人的机枪已经向他们开火了。次日，《大众报》在第一版全文刊发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7月初，大众报社同敌人周旋到招远县坡石山时，李达和电台的同志们身背机器冒雨前进。他因近视眼镜被蒙蒙细雨打得视物不清，不慎身陷沟中，磕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他强忍疼痛，始终抱着机器不放弃，继续随军急进，从而确保了电台收听一直没有中断。

1941年6月底至7月初，胶东区党委根据山东分局指示和新华社山东分社决定，开始着手在大众报社基础上筹备建立新华社胶东大众社。1941年8月13日是《大众报》创刊三周年纪念日。在纪念日到来之前，报社领导要求电台的同志们争取尽早建成发报台，确保在纪念日当天能以“胶东大众社”为电头向新华社山东分社发稿。

当时胶东社会局势动荡严重，日伪军实行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试制发报机的各种设备、材料和工具都很缺乏。李达和葛次元等同志在克服各种困难筹集到相关材料后，经过昼夜奋战、反复研究，终于在《大众报》创刊三周年纪念日到来之前将发报机试制成功。8月13日，他们首次以“新华社胶东大众社”电头，向山东分社发出电讯《我胶东部队再次解放蓬黄之间重镇黄城集》。第二天，新华社总社向全国播发了这一新闻。消息传来，全体同志欣喜若狂。

1941年8月13日第一条电讯稿的发出，标志着新华社胶东大众社正式诞生。胶东大众社诞生后，李达担任胶东大众社电台台长。他是新华社胶东分社电台历史上第一任台长。

在胶东大众社发展初期，李达同志在电台业务建设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试制出胶东大众社第一部发报台，建立起胶东大众社与新华社山东分社的电讯联系。在战争形势恶劣的情况下，他无数次克服重重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保持收、发报台与外界的联系，使胶东抗日根据地的新闻迅速走向山东、走向全国，使新华社总社发出的党中央的声音和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新闻迅速在胶东落地。在反“扫荡”斗争中，他还保护了很多同志的生命安全。

1942年11月，日寇对我胶东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拉网式“扫荡”。李达与电台的四五位同志巧妙地隐藏在山洞里，未被敌人发现。敌人过后，他们从山洞出来爬上山坡开始接收电讯时，未料敌人杀回马枪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李达同志在与敌人斗争中不幸牺牲，年仅37岁。

第一任总编辑李维光

李维光（1919年—1986年），莱阳县小徐格庄人，出身于农民家庭。1937年4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开始后，历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连指导员、中共胶东特委军事部宣传股股长、中共胶东区委秘书、中共北海地委秘书长，中共南海地委宣传部部长、中共胶东区委党校教育科科长、大众报社副总编辑。1946年3月，新华社胶东支社改为胶东分社，27岁的李维光出任胶东分社第一任总编辑。

李维光同志上任后，在胶东分社的队伍建设、业务建设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推动了胶东分社的快速发展。首先是在队伍建设方面，为了整合采编力量，胶东分社成立了采通部，下设采访科、通联科；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解放区基层情况和前线战事的报道，胶东分社先后在东海、西海、北海、南海、滨北地区和烟台、威海卫建立起七个支社。其次是在业务建设方面，李维光同志主持建立起胶东分社的新闻业务培训制度，并鼓励大家互帮互学、自学成才。他特别重视新闻职业道德建设，要求大家深入一线采访，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杜绝虚假报道。

李维光同志要求记者坚守良好的采访作风，自己也身体力行。1946年底，胶东分社收到西海支社发来的某记者采写的通讯《一坛血》，说的是昌南县（今昌邑南部）一个敌我拉锯的游击村遭国民党反动武装“还乡团”袭击，许多群众被杀害，血流成河。“还乡团”被打退以后，老村长把被害者的鲜血收集起来盛了一坛子，带领全村人祭奠死难者。这篇通讯写得十分感人，但也存在一些疑点。为慎重起见，李维光决定带领几个同志到实地考察后再发表这篇稿子。他与编辑科副科长王历波、编辑王治本一同前往，通讯员范汇杰和马夫纪得贤随行。他们从驻地莱阳城北泊麦口村出发，步行三天赶到西海支社驻地昌邑县马家围子村，向那位记者了解情况。听完介绍后，李维光提出到发生《一坛血》故事的那个村去实地看一看。这时，那位记者有些尴尬，忙说没有这个村，自己是根据还乡团的罪行材料虚构出来的。这件事引起李维光的高度重视，他当即决定撤掉这篇通讯，并当场召集西海支社全体同志开会，对那位记者的做法提出严肃批评。他严厉指出：“新闻消息、通讯是眼前发生的真人实事的报道，不是文学创作，不能虚构编造！”他要求大家吸取教训，坚定不移地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

在西海支社处理完事情后，李维光听说胶东军区副司令员王彬正带领部队在潍县寒亭攻打国民党军队外围据点，便决定到战斗最前线进行战地采访。战斗总指挥部设在寒亭北面的一个山岭上，李维光上去请示王彬，要求到前线阵地采访。王彬不同意，说：“最前线有危险，派几名年轻记者去就可以了。”李维光说：“机会难得，还是由我带领他们到最前线吧。”王彬只好答应他的请求。他立即带领随行的几个记者赶到最前线的连指挥所，开始了战地采访。当时，敌人的炮弹不时在指挥所附近爆炸，炮弹碎片和子弹在空中乱飞，随时都有伤亡的可能。李维光和几个记者不顾危险，一边记录一线战斗情况，一边跟随指挥所逐步向前推进。返回分社后，他们对寒亭战斗作了详细报道。

李维光同志是一个文人，对文字要求很严格。他自己写的文稿，或者别人送审的文稿，总是审了又审、改了又改，直到满意为止。他有一个自己设计制作的小木头方桌，长、宽约七八十厘米，四条腿能折叠，比较轻。胶东分社转移到哪里，他就把这个小方桌带到哪里，到达驻地后支起来就办公。他对部下也非常关心爱护。范汇杰同志曾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范汇杰到胶东分社给李维光当通讯员时，只有14岁，小学文化。为了让范汇杰尽快提高文化水平，李维光让他每天坚持写日记，记下自己每天做的事情，并叫他每周把日记本送给自己看一次。李维光每次都对范汇杰的日记认真批改，纠正错别字，修改句子，并告诉他怎样才能写得更好。范汇杰非常感动，进步也很快。1946年10月初的一天晚上10点钟，李维光安排范汇杰把一篇稿子送到报社印刷厂，并说明天一定要见报。胶东分社驻地距印刷厂有12里路，范汇杰回来时已经是次日凌晨将近1点钟了。他想这么晚了，李维光同志也该睡觉了，就不打扰他了，所以没有报告。谁知，刚躺下一会儿，李维光同志就在宿舍外面敲窗问：“小范回来没有？”同屋的王历波同志连忙回答：“刚回来了。”李维光同志说：“回来就好，没事，你们睡吧！”每当提起这件事，范汇杰同志都感动不已。

1948年2月，李维光同志调任新华社山东兵团东线分社总编辑，之后先后担任鲁中南报社编辑部部长、中共淄博工矿特委宣传部部长。全国解放后，曾随中央慰问团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来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副主任、天津商学院第一副院长等职。

1986年1月2日，李维光同志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