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e-searcher撰稿人

澳大利亚葡萄酒产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乌云之中仍有一线希望。全球葡萄酒行业都承受着经济与气候的双重压力，而澳大利亚的处境尤为复杂。De Bortoli Wines第三代掌门人Darren De Bortoli见证了行业四次重大低迷，但他认为，当前这轮调整尤为糟糕。过去几年，酒庄一直在拔除葡萄藤，澳大利亚葡萄与葡萄酒协会（Australian Grape and Wine）前首席执行官Lee McLean指出，如今人们的葡萄酒饮用量大约回到1961年的水平。

供应过剩的根源可追溯到1980年代末，当时，Jacob's Creek和Wolf Blass等品牌在海外走红。澳大利亚葡萄酒早期海外推广做得非常成功，到2020年已提前实现原定于2025年的目标。1990年代和2000年代，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人们大量种植葡萄，而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强劲需求继续推波助澜。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市场为其支付的溢价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市场的需求既激励了葡萄种植，尤其是西拉（Shiraz），也使许多澳大利亚葡萄酒在传统出口市场上因价格过高而失去竞争力。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中国迅速成为澳大利亚最大市场，巅峰时期规模价值约12亿澳元。然而，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加上时任澳大利亚总理与中国政府的摩擦，共同引发了随后的低迷，最终导致澳大利亚瓶装葡萄酒被征收116.2%至218.4%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McLean形容，从12亿澳元的出口市场规模到出口额不到1000万澳元，只用了18个月。尽管中澳关系此后有所改善，但Château Tanunda庄主John Geber认为，中国市场过去的繁荣已不复存在，中国人仍喜欢澳大利亚葡萄酒，但中国市场也正经历低迷时期。

生活成本上升直接抑制了需求，生产成本也在全面上涨。在Riverland，种植一吨葡萄的成本约为350澳元至400澳元，而上一采收季西拉的交货价约为每吨80澳元，往往不到生产成本的四分之一。气候变化是另一个元凶。传统老牌产区，如Riverland、Barossa Valley、Hunter Valley和McLaren Vale，目前都处于困境。受流行趋势影响，西拉面临较大问题，赤霞珠表现相对更好，生产商开始转向柑橘、杏仁、坚果和牛油果等替代作物。

谈到当前市场，De Bortoli将亚太地区列为关键，许多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正在发展出相当庞大的中产阶层；英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本身也表现不错；澳大利亚生产的葡萄酒中，有70%用于出口。McLean认为，必须在每个价格点上实现高端化，行业需要一次重置，收缩将主要体现在商业酒领域。

关于葡萄酒未来，McLean认为，10年后澳大利亚产量将大幅缩小。Crawford建议，澳大利亚应只在丰收年份参与散装葡萄酒市场，将重点放在更高价值的品牌产品上，未来可能更接近国内消费60%至70%、出口30%至40%的局面，全国产量约为100万吨。目前，消费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得到了极其划算的交易，但最终供应会减少，价格仍会上涨，最大的问题是，消费者是否会留下来。Geber认为，目前20澳元至25澳元的中间价位表现强劲。Château Tanunda正大力押注老藤，拥有232公顷超过100年树龄的葡萄藤。Geber总结道，随着消费量下降，葡萄酒行业必须给出另一个存在的理由，那就是一个故事，而现在所有人都在讲故事，这些故事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