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

我有个不太讨喜的毛病——对酒瓶很挑剔。玻璃的不要，流水线批量压模的也不要，非得是瓷的，还得有造型。身边朋友笑我买椟还珠，其实他们不懂，酒液是灵魂，酒瓶是骨肉，那温润如玉的触感，才配得上时间真正的沉淀。

就这么一路挑挑拣拣，我在老八大名酒的版图里转悠了好些年。茅台太贵、汾酒太淡，直到有一天，一只“雄鸡”闯进了我的视线。

那是董酒鸡年生肖酒，名叫“万户开”。瓷瓶拿到手上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东西不一样。瓶身上画的是唐寅的《画鸡》——“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

那只鸡昂首挺胸，红冠雪羽，眼神清亮得像是刚从画里走出来。

我盯着它看了许久，忽然觉得，董酒正是这样独特的存在。明明一声啼鸣就能唤醒山河，却偏偏在历史的晨雾里沉默了太久。

从那天起，我便心系董酒生肖酒，持续关注它的每一款新品。鸡年生肖酒收了，狗年生肖酒也顺利到手，可到了猪年，我左等右等，迟迟等不来那抹熟悉的身影。

征询朋友圈一众酒友，没人见过；又在酒的收藏群里打听，有人说停了，有人说没排产，说法不一。那份“盼而不得”的失落，像一根刺扎在心上，逼着我非要把董酒的前世今生翻个底朝天。

不翻不知道，一翻吓一跳。这哪里只是一瓶酒的故事，分明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江湖传奇。

董酒的源头，要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时候，遵义一带的先民就用杂粮酿“咂酒”了，《峒溪纤志》里写着“以米杂草子为之，以火酿成”——所谓的“杂草”，就是草药。一千多年前，董酒的基因就已经埋下了：百草入曲，从来不是谁拍脑袋想出来的噱头，而是这片土地上酿酒人数百年的本能。

到了1927年，一个叫程明坤的人融会家族秘方和当地工艺，独创了百草入曲加串蒸的技法，酿出一种谁也没喝过的酒，取名“董公寺窖酒”。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教授们尝了这酒，说它产自董公寺，“董”字上“艹”下“重”，既喻百草众多，又有正统之意，干脆就叫“董酒”吧。你看，连它的名字都是文人给起的，骨子里就带着书卷气。

1957年政府恢复生产，1963年第二届全国评酒会上，董酒获得“中国名酒”的称号，当时的专家对董酒的评价是八个字：“香艳露骚，味浓丰润。”。此后，在1979年、1984年、1989年，董酒三度蝉联，四次荣获国家金质奖章。自1983年起，董酒工艺与配方三度列为国家秘密，保密期限长期。那时候的董酒，跟茅台并称“贵州两大宝”，1992年巅峰时期产销量破万吨，比同期的茅台还多。

但盛极必衰的规律，映照在董酒身上，令人扼腕。1993年，为履约濒危物种保护公约，董酒停用配方内珍稀保护动物药材。配方一改，“骚劲”就淡了。随之而来的是企业盲目多元扩张，接连兼并啤酒厂、玻璃厂等非主业企业，现金流承压，生产难以为继。1995年，董酒经营陷入困境，生产逐步停滞；1997年被深圳一家公司接手。然而，接手方对董香型的独特价值认知不足，跟风押注浓香赛道，推出多款浓香产品与大量买断品牌。资源持续向非董香品类倾斜，独树一帜的董香型根基被逐步消耗，品牌辨识度持续弱化。

2003年，企业经营陷入停滞，雪上加霜的是，2004年的一场大火，让董酒库存内大量优质基酒付诸火海。

好在2007年，闽商资本入局重组贵州董酒，让其重新回到正轨。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它的变化，平心而论，对比1992年前，董酒本草原料依规调整、工艺适度优化，叠加消费口味变迁，但其核心技艺一脉相承，董香的风骨始终坚守。

我发现，近几年，董酒高端产品里的百草香，又逐渐清晰了起来——酸度更协调，入口的厚实感回来了。2018年，董酒推出佰草香；至2021年，佰草香的风味表达愈发成熟。我找朋友买来一瓶尝了尝，闭上眼的那一刻，鼻子一酸：有点意思了，真的有点意思了。

当大多数白酒都在往“顺”“爽”“净”的方向卷的今天，董酒还在坚持“杂”“厚”“骚”。它不肯讨好所有人，它只等那些愿意慢下来的人。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友平的一句话，我一直记着：“董酒不是靠营销炒作出来的，是靠品质熬出来的。我们现在不急着跑，先把路走正。”

写到这里，我从柜子里又把那瓶鸡年《万户开》拿了出来。阳光透过窗户打在瓷瓶上，那只雄鸡的红冠亮得晃眼。唐寅诗里说它“平生不敢轻言语”，可我知道，它不是不敢，是在等。等一个懂它的人，等一个对的时机。

娄山关的云雾每年都会升起，董公寺的草木每年都会发芽。那只雄鸡，终究是要啼鸣的。至于它能不能再次一唱天下“董”我不知道，但我愿意等。

作为一个收藏者，我等的不是一瓶酒升值，而是一个倔强的老字号，终于找回自己的那一天。（作者系酒文化研究学者，中外酒器文化协会常务副主席，江苏省酒器文化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九州华棠酒器文化博物馆执行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