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里卖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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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年关,父亲的小推车上垛起小山

上市里卖白菜



    史崇德

  去集市遇到它,很吉利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家在烟台郊区,孩子多,又翻新了几乎要倒塌的房子,所以一直欠生产队好几百块钱。我父母的出勤率几乎是生产队里最高的,两个人一年挣的工分能合600个劳动日值,每个劳动日值只有6毛多钱,一年下来,一家人的收入只有300多块钱。当时我们家有6口人,扣除每个人的口粮60块钱,等于他俩忙活一年,不仅没有结余,还倒欠生产队几十块钱。好在那时生产队还有个照顾制度,过年时,对欠款户按人头每人借给5块钱。我们家就靠这30块钱过年。
  父亲是个脾气火爆的人,每年到了年底生产队开支的时候,他都心情不好,甚至要病一场。父亲总在想怎样才能挣点钱,让一家人过个宽裕的好年。机会终于来了。那时生产队每年按计划要种很多亩大白菜,供应城市居民。那年白菜丰收,生产队完成了供应任务,又给社员分完后,还剩下了一些。生产队长正为如何处理这剩下的白菜发愁时,父亲找到了队长,说自己想买下这些白菜。经过商量,队长同意按每斤一分多钱的供应价,把剩下的一千多斤白菜卖给我父亲,并同意赊账,把买菜的钱累加到我们家的欠款上。
  父亲得到了这些白菜,像得了宝贝一样,挖了深深的菜窖,把白菜一棵棵轻轻放进去,上边盖一层麦秸,麦秸上再盖一层厚厚的土。他开心地对来帮忙的母亲说:“白菜这样放,再冷的天也冻不坏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雪也大,大到经常把人堵在家里出不去门,但父亲的情绪却格外得好,脸上甚至经常挂着久违的笑容。我那时正在二中上高一,小年过后,我也放假了。在小年的晚上,父亲宣布了他的决定:腊月二十四,收拾白菜;腊月二十五,上市里卖白菜。
  腊月二十四那天,一个难得的好天气,父亲和母亲用铁镐先刨开菜窖上坚硬的冻土,然后用木锨铲走那一层麦秸,白菜露了出来。虽然盖了那么厚的草和土,可是白菜头还是冻得硬邦邦的。父亲说:“没事,放到屋檐下,阳光一晒就‘回’过来了。”我和父亲用手推车把白菜搬回家,放在屋檐前的阳光里。到了下午,白菜上的冰果然化开了,还是那么新鲜,像没有冻过一样。傍晚,我和母亲开始整理白菜:先去掉外边的一些老叶子,然后割掉沾满泥土的菜根,最后再用稻草将收拾好的白菜从中间捆起来。白菜经过这样一打扮,绿白相间,还真的很漂亮。傍晚,小刀子一样的西北风又起来了,我赶忙和母亲把白菜搬到屋里,堆在火炉旁边。晚上才七点多钟,父亲就吩咐我:“早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我在睡梦中听到母亲在耳边轻轻地叫我,一骨碌就爬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母亲嗔怪道:“忘了要去市里了吧?你爹几乎一夜没睡,现在早起来了,正在外边准备装车呢,你快去帮他吧。”
  门口放了两辆手推车,其中一辆是父亲昨天傍晚借邻居的。父亲正在往车上摆白菜,我赶忙上前帮忙。父亲把其中一辆车上的白菜又拿下一些,放在另一辆车上,说装得多的这辆由他来推。实在是太多了,垛得跟小山一样高,我真怕路上白菜会塌下来,父亲笑了笑:“这算什么?放心吧,比这多的东西我也推过。”
  父亲把几条麻袋盖在白菜上,又用绳子结结实实地把车子捆好。母亲做了四个荷包蛋,让我们进屋吃。喝上热乎乎的荷包蛋,身上骤然暖和了好多。母亲让我换上了她亲手做的棉靴、棉手套,我和父亲推着手推车,在漆黑的天色中,踏上了去市里的路途。
  天上挂着几颗寒星,西北风呼呼地刮着,一出村口,恼人的雪花伴着风又飘了下来,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父亲让我把棉帽放下来遮住脸。地上的雪经过碾压已经很坚硬,沉重的手推车压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和父亲借着远处微弱的灯光,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着。刚走上公路,我们的声音惊动了大杨树上的鸟,发出“嘎嘎”的叫声。父亲说那是老鸦,去集市遇到它,很吉利。听了这话,我的心高兴起来。我们的脚步加快了,身上也不觉得冷了,一会儿竟然还出汗了。
  又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看到钢厂铁路平交道口的灯光了。过了铁路道口,那边就断断续续地有路灯了,我们走得也自然快了好多。等我们到了珠玑集,问了一下路边工厂看门的人,刚好5点钟。

  到罗锅桥小市,也许好卖些

  珠玑集市那时还是一个早市。正值年关,天还不亮,人们就三三两两地来采购年货了。等我们摆好了摊,集市上已经很热闹了。但我们的白菜摊前,却冷清得要命。人们从菜摊旁边经过,几乎视而不见,连个问价的人都没有,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家家都储存了白菜的缘故吧。我心里暗自埋怨起父亲来:想卖白菜弄几个过年的钱,真有点异想天开,现在谁家里没有白菜啊!
  正想着,一个中年妇女来到摊前:“白菜多少钱一斤?”父亲狠了狠心:“一毛!”对方摇了摇头,扭身就走。我对父亲抱怨说:“干吗要那么贵啊,起码卖一棵,也开开张啊!”“你没看出来啊?人家根本不想买,那就是随便打听价的。”父亲显得很无奈。我有些着急:“那也别要那么贵,把人家吓跑了。”
  过了好一会儿,又有个年轻女人停在摊前,也来问价。父亲显然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说:“8分一斤!”那女人说:“怎么那么贵啊?”父亲告诉她,白菜存到现在损耗是很大的。可她还是嫌贵,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父亲为了开个张,同意5分钱一斤卖给她。令人失望的是她只买一棵,那对于我们车上小山一样的白菜来说真是九牛一毛。那女人很挑剔,把白菜翻来翻去地挑。看到她把我们精心收拾好的白菜翻得乱糟糟的,我真不想卖给她了,但是为了开张,还是忍着吧。
  从早晨5点多到7点多,一个早晨,我们总共卖了3棵白菜。我看到父亲的脸色凝重了很多。那时的珠玑集市被人们戏称为“鬼市”,天一亮,人们很快就散去了。看着逐渐散去的人们,再看看几乎原封不动的白菜,我感觉那白菜像压在自己的身上,沉甸甸的,喘不过气来。
  父亲还是那么平静,“看来这里是不行了,我们进市里吧!到罗锅桥小市,那里人多,也许好卖些。”也只好那样了。
  我们俩重新把白菜装好,推起车子,顺着一条煤渣路往东走去。虽然卖掉了3棵白菜,但是我却觉得车子重了很多,步子也没有来时那样轻快了。正走着,忽然前面出现一个陡坡,坡上的雪由于长时间没人清扫,加上车子的碾压,形成了一道明晃晃的冰面。我试着推车上了几次,结果都滑了下来。父亲让我把车放下来,从我车子上解下一条绳子,拴在他的车头上。他自己把鞋子和袜子脱了下来,把棉袄也脱了,我看到他身上冒着热气。我在前面用绳子拉着车,他在后面赤着脚推着车,一步一步,终于把车推到了坡顶。
  上午9点多钟,我们下了通伸塂,很快来到了罗锅桥市场。市场上,人很少。很快,我们就找了一块空地方。父亲拿出一条麻袋铺在地上,又搬下几棵白菜放在上面。父亲装上一袋旱烟,使劲地抽着。他从口袋里摸出两毛钱递给我,让我去吃点东西。我真有些饿了,出了市场往东走,不远看到一家饭店,门口飘出烤饼的香味。我跑了进去。烤饼6分钱一个,还有豆腐脑,5分钱一碗。我要了两个烤饼、一碗豆腐脑,一扫而光,可肚子里还是觉得空空的。
  回到集市上,我对父亲说:“爸,你也去吃点吧!”父亲说:“我要看着摊,就不去了,你给我也买几个烤饼来吧。”说着又掏出了两毛钱递给我。我一溜小跑买回三个热乎乎的烤饼,父亲也饿了,吃得很香甜。我情不自禁地咂着嘴,父亲把剩下的一个烤饼又递给我,说他吃饱了。
  吃完了东西,身上暖和了一些,太阳也从厚厚的云层里露了个面。我问父亲方才卖没卖白菜,父亲告诉我只卖了一棵,“现在这个时候,人家都上班去了,市场里人很少,我估计中午人多,能卖出一些。”我和父亲就站在摊前,跺着脚,用期待的眼神看着面前经过的每个人。很长时间,没有人问价,甚至面前经过的人都很少。父亲看着我冻得通红的脸,说:“你不用在这里陪我了,出去找个地方暖和一下吧!”我真的想出去走走,看着那满满的两车白菜我就揪心。我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遛达着,忽然看到前边有个书店,就走了进去。书店里生着烟筒炉子,门口挂着厚厚的棉帘子,一掀帘子进去,“呼”地一股热气让我的眼镜片上蒙上了一层雾,好暖和啊!我装着要买书,跟店员要了好多书翻看着,看着看着,我把卖菜的事忘掉了。
  不知过了多久,墙上挂钟报时的声音惊醒了我,抬头一看,11点了。我赶忙把书还掉,在店员的白眼中,离开了书店,快步向市场的方向走去。此时,马路上热闹了起来,许多下班的人骑自行车从身边掠过。我想:到了下班时间了,也许父亲的车子前挤满了买白菜的人,父亲一个人一定都忙不过来了吧!想到这里,我一溜小跑进了市场。

  你们快点走吧,还要赶那么远的路

  进入市场,远远一看,人确实多了不少,但是父亲的摊子前还是没人。父亲蹲在地上,他身后车子上的白菜几乎没少。
  我走到父亲跟前,什么也没说。我看到他的脸似乎消瘦了很多,嘴唇都干裂了,我心疼地说:“爸,你去喝点水吧!”父亲点了点头,他走到一个小商店里,要了二两白干,一仰脖喝了下去,又跟售货员要了些水喝了下去。他走回来跟我说:“你也过去喝些水吧,我和售货员说好了。”
  整个中午没有卖出几棵白菜,过了吃饭的点儿,市场的人又少了。下午,太阳又隐没在厚厚的云层里,细碎的雪花又飘了起来。我们开始盼望傍晚的到来了,因为我们想也许傍晚市场里的人会多起来,也许会有人来捡便宜。
  冬天的白昼是很短的,4点过后,太阳已经落山,可是市场里的人还是不多,又过了一会儿,人总算开始多了起来。父亲是真着急了,叫卖了起来,白菜的价格从8分钱降到了4分,总算是卖出了几棵。这时天已经黑了,路灯亮了起来,市场里已经没几个人了。借着路灯昏黄的灯光,可以看到雪花扬扬洒洒地飘落下来,我看着仍然是小山一样的白菜,真是欲哭无泪啊。父亲也不吭声,默默地把白菜又装上车。我们都不知道这两车白菜该怎么处理,因为即使把白菜推回去,这样折腾了一天的白菜也是彻底糟蹋了。
  我们收拾好手推车,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了市场,顺着马路向西走去。走了几步,父亲终于开口了:“往前找个垃圾箱,把白菜扔了吧!”我默默地点了点头。往前又走了几步,忽然,一个骑着大国防自行车的人凑过来,腿一支地,停在我们面前。他漫不经心地说:“白菜多少钱一斤?”
  父亲打量一下他,只见他穿着工作服,胖胖的,身边什么也没带,根本不像要买白菜的样子。父亲以为又是随便问价的,就没好气地说:“一毛钱一斤!”那人笑了,说:“敲竹杠啊,哪有那么贵的?8分怎么样?”
  我的心跳忽然加快了,只听父亲又问他:“你要多少啊?”他说:“全要啊!”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地站在那里。
  那人见我们木然的样子,说:“想什么啊?不卖我就走了啊!”“卖!卖!”父亲激动得声音都变了。我的眼泪在眼前打转,感觉面前那人简直就是救苦的菩萨啊。只听那人说:“本来不能给你们8分钱一斤的,你们要送菜的地方比较远,所以我就给你们加了一分钱。”父亲问他把菜送到哪儿,他说:“你们就跟着我走吧。”
  他慢慢地骑着车,骑骑停停,我和父亲在后面紧跟着他,步子轻快,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了。
  过了大概半个多钟头,他把我们带到了码头。只见跑大连的“工农兵”号客轮停在面前,一些码头工人正在忙着装货物。那人把我们带到地磅前———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称重设备,让我们把车子推上去,然后带我们去看了一下总重量。接着,过来几个码头工人,帮着把车上的菜卸下来,堆在一边。父亲赶忙帮着一起卸,那人笑着说:“让他们卸,你们走了那么远,歇会儿吧!”
  两车白菜很快就卸到了地上,我的心也像卸下了千斤重担。那人让我们把空车又推到地磅上,称出了车子的重量,然后就在小本子上计算菜的净重,算了一下,一共800多斤,再乘上每斤8分钱,总共卖了将近70块钱。
  看着他从皮夹子里把10元的票子一张张抽出来,仔细地数着,我的心感觉都要跳出来了。父亲接过了钱,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那人说:“你们快点走吧,还要赶那么远的路。”
  我和父亲几乎是一路小跑,离开了码头,那兴奋的心情啊,简直没法形容。走到马路上,看到一个小饭馆还亮着灯,父亲停下脚步:“饿了吧?我们去吃点东西!”饭店快要下班了,只剩下油条了。父亲很豪放地要了两斤,我们爷儿俩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真香啊,两斤油条一会儿就进到肚子里,我们又要了两碗开水,喝下去真是又饱又暖。
  父亲说:“该回家了,还有二十多里地呢!”我们推着车有说有笑地上路了。一路上,只感觉脚下生风,父亲还哼起了久违的小曲。
  那年,我们过了一个丰盛的年。60多块钱,在那个年代不是个小数目,父亲买了个猪头,炖得家里香喷喷的,还花20多块钱买了个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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