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放电影的日子羹匙 接碟 油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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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放电影的日子

机关大院纪事



    烟台市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协办

张守仁 撰文/供图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牟平县文化局下属的电影队办公室工作。1973年秋,领导安排我到第四放映队放电影,说是下乡“锻炼锻炼”。我们队一名队长、两名放映员,负责姜格庄公社40多个村的放映任务。从此,我和师弟一人一辆小推车,天天推着放映、发电设备和铺盖卷,风里来雨里去,一干就是三个年头。我同农民兄弟同吃同住,有时还一起劳动,虽说苦点累点,但日子却是那么透明和快乐。40多年过去了,我始终忘不了那些敦厚朴实的农民朋友。

  一日三餐吃百家饭

  在农村放映,一日三餐,天天在农民家里吃。县电影队约法三章:不准在大队小食堂里吃饭,不准喝酒,不准挑户挑食,违者全县通报。
  姜格庄公社靠海,经济条件好,很多大队都办起了小食堂,专门招待关系户。一次,到海沿的北头村放映,我们提出不在小食堂吃饭,大队的都书记没好气地说:“‘不忘昔日苦,牢记阶级仇’———中午蒸一锅菜团子,吃忆苦饭!”但到了傍晚,他用拖拉机把我们拉到海滩上渔业队住的窝棚里,吃了一顿“土豪大餐”:熬了一大锅鲅鱼,还有长腿蛸和对虾。后来,这事儿不知被谁捅到上面,领导在会上“敲山震虎”,批了我们一通。
  不让喝酒,这事儿做起来也难。每年过了正月初三,电影队就开始下乡。正月间,家家来客,户户摆酒。农家的男主人说:“不让喝酒,在灶间给你们另摆一桌?”于是,不容分说就把我们拖上炕,与家里的客人挤在一起,围着小炕桌,筷子一来一往,酒盅一起一落,挺滋润。县队领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出了正月,谁也不敢再喝一滴酒。“不准挑户挑食”,这一条容易做,但我却屡屡捅娄子。一次,到杏花谷里的一个山村放映,正赶上麦收,村干部找不到人家派饭,只好把我们安排在一个看山的光棍汉家里。中午,我一进院子,就踩了一鞋鸡屎。进灶间,飞上锅台的一只鸡被主人的烧火棍击中,“扑棱棱”地满屋乱飞。我一看饭桌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地瓜油,碗筷也粘乎乎的,就推说“肚子痛”,不动筷子。师弟也只吃了几口米饭。唯有队长狼吞虎咽,低头扒了两大碗。出了门,队长就指责我“挑户挑食”。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更让我丢人现眼的事儿。那是三伏天,村里安排我们在学校的教室里住宿,巧的是,县里的盲人宣传队那几天在村子里唱“瞎子唱”,也睡在教室里。次日早晨,我们装好车就到盲人屋里拉呱。一会儿,来了两个送饭的小学生,只见那女生朝盲人堆里走去,男生则把篓子放到我跟前。我一掀毛巾,乐了:“这馒头条白条白的!”话一出口,队长就狠狠地踩了我一脚,冲着盲人们说:“这不是白地瓜嘛,师傅们吃不吃?”我顺势一瞧,见盲人手里拿的是玉米面饼子。事后,县领导找我谈话,说放映员是党的宣传员,到农村要时刻注意影响。

  一个观众的科教片专场

  那些年下乡放映,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十几部影片,农民说:“国产片新闻简报,朝鲜片又哭又笑,越南片飞机大炮,外国片搂搂抱抱(《多瑙河之波》中的几个镜头)”。还有的村干部听说又来演样板戏影片,干脆躲着不见电影队,我们只得推着小车走过一村又一村。有时带来的是农民喜爱看的《喜盈门》一类的片子,全村就像过年似的,队长总是早早收工,家家都包饺子,招待来看电影的七大姑八大姨。放映员也成了香饽饽,腚后总是跟着三五个小孩,姑娘小伙子见面总是明知故问:“演什么电影?”后来碰到了几桩看电影的稀奇事,至今想来仍唏嘘不已。
  记得那年交九后,我队到一个上千户的大村放映,书记听说县城上映《侦察兵》,决定夜里到县城跑片。那天的放映场上人山人海,观众连看了两遍科教片《苹果树大小年修剪》和《苹果芽接法》,直到十点多钟才看上了王心刚主演的《侦察兵》。次日天还未亮,我们还在房东屋里睡觉,被院子里的说话声惊醒。随后进来一位青年,自称姓王,是大队果业队的技术员,一副难以启齿的神态。原来,他想再看看昨晚的科教片。我们感到很惊奇,二话没说就在果园的小屋里为他放映科教片专场。有些地方他记不准,就再给他放一遍、两遍甚至三遍。当我们离开村几里远时,他紧赶慢赶追上了我们,硬塞给一袋小国光苹果,足有30斤重,也不说话,掉头就跑。我和师弟推着车爬过一道山梁,歇息时吃着大红苹果,觉得天底下没有比放映员再好的工作了。
  这件事儿过去不到一星期,我们又在一个百十户的山村里放映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那天晚上干冷,风裹着雪花在放映机镜头射出来的光束间飞舞。像往常一样,幕前幕后都坐满了观众。我给放映机打起伞,观众跺着脚,有滋有味地看起来。放映第二本片时,观众就开始三三两两地退场。到最后一本片时,只剩下放映机旁一小撮男女青年。影片接近尾声,我扭头一看,只剩下一个老头儿。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动情地说:“老人家,感谢你对样板戏电影的支持!”那位老者指着放映桌说:“这是俺家的,我等着拿。”
  我一时语塞,僵硬地坐在放映机旁。风还在刮,雪花仍在飞舞,银幕上还未出现“再见”两个字……

  一段插曲至今难忘

  “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电影队既是一支放映队,又是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走到哪里,就要把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到哪里,把好的作风带到哪里。”这是当年领导对放映员的要求。比如:宿在老乡家里,就把院子打扫干净,把缸里的水挑满;农忙时到场头或地头参加劳动;有时还采写好人好事,绘成幻灯片映前宣传。所以,我们在当地老百姓中就颇有人缘儿。
  那年春暖花开时,我队在一个山村里打“坐窝”,连映三天。晚上放映《摘苹果的时候》,观众把放映机围了个水泄不通。放映中,就听到身后一帮姑娘在“咬耳朵”,似乎在说我什么。夜里睡觉前,村里的赤脚医生谭大姐领着她妹妹给房东王大妈送感冒药。王大妈一个劲地夸我多么勤快,帮她干这干那;又夸谭医生的妹妹多么孝顺,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好姑娘。她俩走后,大妈把我拉到她屋,说谭医生的妹妹看中我啦。这位长着一双迷人大眼睛的姑娘令我心动。夜里我躺在烧得滚热的炕头上怎么也睡不着。想想快奔三十了,能找这么一位贤惠的媳妇也算是下乡锻炼的“意外收获”。但立时又想到队里的老师傅曾向我透露,有的职工下乡放映因闹出“作风问题”而被开会批斗;又想到领导叫我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没有叫我下乡谈恋爱。所以,这事儿一定要“捂住”。第二天,大妈要与我定夺姑娘到我家“看家”的日子,我只能对大妈说,我现在不是谈对象的时候。
  此后一段时间,每逢到这个村放映,我都休月假。转眼到了农历七月七,我在县城开会,谭大姐到电影队门口堵住我要“说法”,还把她妹妹做的一提兜乞巧果儿给了我。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赶紧转身离开,生怕泪水流出来。后来,听说那位姑娘嫁到了离县城不远的一个村里。前些年退休后,我到这个村里闲逛,意外碰见了她,她只看了我一眼,也不知能否认出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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