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漫之的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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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漫之的牛气

机关大院往事·《胶东风云录》追怀



    烟台市机关事务工作协会协办

  “不行!你们今天必须到我这儿来!”

  1978年12月,胶东革命斗争回忆录办公室于拥勋、綦丕伟、史泽田和我在上海计划采访27人,曹漫之是采访重点。可是他在华山医院住院,不好打搅;出院后工作忙,又迟迟安排不上。
  那天,我们已经跟上海交通运输局局长王本贤及夫人曲力约好,前往他们住处向夫妇二人分头采访“一一·四暴动”及胶东兵工厂。刚要出门,曹漫之打来电话,说:“今天我有时间,你们到衡山路321号,我的住处,我要跟你们好好谈谈。”
  于拥勋是我们的组长,又是文(登)荣(成)人,跟曹漫之是老乡,寒暄之后,婉言拒绝道:“曹老,我们已经跟王本贤局长约好,今天去他那里采访,您能不能改为明天?”曹漫之说:“不行!你们跟王本贤的约定推到明天,今天必须到我这儿来!”
  于拥勋看看无法拒绝,便说了个折中意见:“我们一共来4个人,分头采访吧?”曹漫之电话那头斩钉截铁地拒绝:“4个人都上我这来!我等你们!”说完,便不容置疑地挂断电话。
  于拥勋为难了,对我说:“你和曲力是亲戚,改时间采访的事,你跟你姑姑好好说说?”
  曲力是我夫人的远房姑姑,我们在上海住交通运输局招待所,还是我姑夫帮忙安排的。当时那种情况,我也无法推辞,只好硬着头皮给姑姑打电话找个理由把采访日期推迟。

  “要写胶东革命斗争回忆录,还有比我更了解情况的吗?”

  乘车到徐汇区衡山路,在长长的大街上好不容易找到曹漫之家。一进门,只见偌大的客厅被两道幕布隔开,曹漫之拉开第一道布幕,让我们坐下。这种奇特的环境,令我忽然想起英国影片《雾都孤儿》的场景,心里有些发毛。紧张的心情尚未平静,曹漫之劈头盖脸地批评起来:“我挤时间见你们,你们怎么还推三阻四?要写胶东革命斗争回忆录,还有比我更了解情况的吗?”我们几个大气不敢出,拿出笔记本,做好洗耳恭听的架式。
  曹漫之倒是快人快语,用宏亮的荣成腔混合着上海话直述自己的革命简历:1932年4月,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就任中共荣成县城支部书记。1937年,“七七事变”一个月后,任中共荣成临时县委书记。1938年2月,在雷神庙战斗中,胶东特委书记理琪牺牲。3月,胶东特委推举我继任书记兼“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同年6月,省委派来自延安的王文任中共胶东特委书记,我改任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和政府工作部长。1941年1月,任胶东区联合办事处行政委员会主任,后又任胶东区行政公署代理主任兼秘书长……
  曹漫之对自己曾经担任过的革命职务烂熟于心,自豪地讲完战争年代的身份,不用我们提问,又描绘起几十年前的战斗经历:1937年12月24日,在特委领导下,胶东人民拿起长枪、土炮、大刀、长矛,举行了天福山起义。那天,天刚拂晓,于得水、柳运光等带着红军游击队,从昆嵛山里赶了过来,与各路人马在天福山会合。理琪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正式成立,一面银色的军旗迎风树起,“团结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震荡山谷。“特委决定,参加起义的全体同胞,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一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一大队下设3个中队,一个宣传队。通过武装斗争和宣传,动员民众,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抗日为先。三军的大旗,揭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攻克牟平城,血战雷神庙,打响了胶东抗日第一枪。”

  “你们是来采访胶东革命斗争历史的,不是来为我歌功颂德的。”

  曹漫之慷慨激昂地讲亲身经历,仿佛又回到了那风华正茂的岁月。我们还没从紧张气氛中解脱,仍然有些拘谨。他见我们只知道低头猛记,没有及时和他交流,又直接表示他的不满:“你们要采访我,连采访功课都没做?这些明摆着的事实,还用记吗?”
  我们中能说会道的史泽田顶了上去:“曹老,我们对您特别崇敬,您一直站在胶东革命斗争前沿,‘一一·四暴动’ 前夜,由谷牧推荐,您担任中共胶东特委巡视员。在天福山起义期间,根据特委部署,与李耀文一起利用各自社会关系和社会影响,积极开展联合抗日活动,创办‘青年剧团’,排演抗日救国的活报剧。创办《每日快报》,把每天从电台收听的有关抗日新闻,刻板油印1000多份,分发到各学校和部分村庄。这期间,北海区行政公署在黄县县城创办了一所胶东公学,学校分设社会科、师范科、普通科,您兼任校长并亲自讲课,为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同时,创办了胶东特委机关报———《大众报》,在您的主导下,报纸于8月13日正式出版发行。”
  曹漫之听到我们对他的功绩如数家珍,乐得哈哈大笑:“行了行了。我这人不是好大喜功,只是对革命往事情有独钟罢了。”我见曹漫之正在兴头上,也翻开笔记本,讲了一些曹漫之牛气的往事:“1945年,曹老担任胶东区行政公署主任,我们在档案馆查到的许多文档资料上都有行署主任曹漫之的签名。1947年,您又兼任胶东区支前司令部司令员。一年后,调往中共中央华东局,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领导的淮海前线政策研究室工作,主持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三大公约、七项守则》和《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入城守则公告》等文件。解放上海时,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不入民宅’、‘露宿街头’,部队执行您的指示,至今传为佳话。”
  曹漫之听到这里,马上做了个“暂停”的手式:“你们是来采访胶东革命斗争历史的,不是来为我歌功颂德的。”

  “有一段历史你们可能不知道。”

  他阻止了我们,自己却意犹未尽:“有一段历史你们可能不知道。1939年3月,日军进攻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根据地。胶东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一分为二,一部分实施战略转移,一部分由我率领东进,到蓬(莱)、黄(县)、栖(霞)山区,建立蓬黄战区,我任党政军委员会书记、指挥部政委。同时,还兼任新成立的中共北海特委书记,统一领导蓬莱、黄县、招远、掖县、栖霞、福山等县党的工作。日军占领招远玲珑金矿后,我们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反掠夺斗争。1940年9月,我带领800多人,长途跋涉,历尽艰险,将6000两黄金安全送到山东分局驻地沂源。在8年抗战期间,胶东约有10万两黄金送到山东分局和党中央。”
  曹漫之给我们讲了许多胶东革命斗争故事,因为都在《胶东风云录》里有所记载,这里不一一复述。
  曹漫之不仅滔滔不绝地宣讲红色革命历史,而且还直面“一一·四暴动”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失败不全是武器和指挥上的失误,主要错误是对共产党没有明确的认识,撤销了地方党务;对于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缺乏研究,不了解游击运动基本原理;对于政治常识盲目无知,重要的不是认错,而是要知道如何改正错误。
  天色暗了下来,曹漫之意犹未尽,打开灯,拉上帷幕,把大上海满大街的霓虹灯光挡在窗外,他的“荣成上海话”盖住了衡山路上的繁华,屋子里回荡着他铿锵有力的演讲,还有他溢于言表的自豪感……
  曹漫之是一个大写的人,他的人品境界以及雷厉风行、敢说敢为、勇于担当的风格,载入史册;他接受家乡人采访,激情奔放、我行我素的音容笑貌,令人难忘……他的确很牛,他的牛气,让他从一个普通党员,成长为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他的牛气,让他从一个老红军,成为全国知名的法学家,在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法学27年,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法学人才和政法干部。曹漫之的牛气,是一个革命者的自信和大度,革命队伍中正是因为有了像曹漫之这样牛气的革命乐观主义,我们党和国家才会不断高歌猛进,从胜利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