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报载文《黄县嘴子》中说：“蓬、黄、掖自古以‘蓬莱腿子、黄县嘴子、掖县鬼子’而著称胶东”，“黄县嘴子指的是黄县(今龙口市)人诙谐幽默，妙语连珠，能说善辩，伶牙俐齿。”

　　这种阐释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因为它完全消解了“三子”民谚原本的贬斥意味，也忽视了它产生的地域文化背景。甚至把“黄县套子”说成是“语言文明，讲究客套”，这与把骂人的恶语当成赞颂的善言一样，实在太离谱了。

　　作者在《黄县嘴子》一文中，还举出了史书中记载的最早的黄县人——淳于髡说服齐威王整饬吏治的故事，来说明黄县人能言善辩有着很悠久的传统。那么，身为东莱夷维(今高密)的晏婴，同样在齐国供职，当过宰相，而比这位淳于髡早生了200多年。这位小个子宰相出使各国不辱使命，可以说“妙语连珠，伶牙俐齿”，留下了一串串动人的故事，比淳于髡高出不知多少倍，但，为什么没传下“高密嘴子”的说法呢?由此可见，靠一、两个历史人物来解释“三子”此路不通。

　　不管怎么说，“三子”民谚毫无褒扬的意味。20世纪80年代初，烟台发生过一桩婚恋故事：祖籍牟平县的一位男青年同掖县的一位姑娘同在烟台工作，恋得情真意切。及至登记前夕，男方领女方回家拜访二老。二老对这位姑娘很满意，但是，当得知姑娘的老家是掖县时，脸色骤变，大惊失色地私下对儿子说：“你怎么领来家一个掖县鬼子?”事后，这桩亲事因两位老人的极力干预而告吹。应该说，这才是对“掖县鬼子”本来意义的最好诠释，而决无半点褒意可言。对“蓬莱腿子、黄县嘴子”的解释亦然。

　　从上面的那段“棒打鸳鸯两分离”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思考如下问题：是怪罪那两位对掖县有偏见的老人，还是怪罪那位姑娘不该出生在掖县?都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我们只能说，历史既为我们留下了传统美德，也沉积了许多经久难释的沉重包袱；地域之间数千年的长期封闭，造就了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这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撞所爆出来的火花常常使我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任何民谚都是某个地域、某个历史时期特定的产物，它所包含的文化底蕴非此短文可以说得明白。但，研究文化史的专家们在以下观点上达成了共识：在胶东地区，以栖霞胶东屋脊为中心可称为农业文化区，以东部沿海一线为主可称为渔业文化区，以蓬、黄、掖为代表的内海沿线可称为商业文化区。当然，这种地域划分只是相对而言。就蓬、黄、掖地区来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固然和其它地区一样以农业为主，但这里的地理位置是：西连内陆，北临内海，对京、津、塘的交流，以及男子15岁以后必到关东闯荡一番，几乎成了辈辈世世的家传习俗。单就掖县(今莱州市)来说，解放初期的1950年人口73万，而过了半个世纪后，人口仅有89万。人口增加如此之慢原因何在?据粗略统计，在半个世纪中，流向外地的掖县人相当原有人口的2倍。这就是说，还有两个“掖县”散居在掖县之外。蓬莱和黄县也大体如此。而在其它地方，这种情况很少见。

　　这就要问：蓬黄掖的流动大军到外地去干什么?既不是重过“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农家生活，也不是为了出海打鱼养家糊口，而是“以学求仕，以仕为官”，求仕不成，便先打工，后从商。这就是掖县到清末为止，集历代官员，除没有人当过皇帝老子外，可以组起“一朝官”的原因，经商者更是比比皆是。

　　为官和经商所要具备的素质与农民、渔民都不相同。就拿经商来说，掖县的小业主多，需动心计，善于筹划经营；黄县的“公关人员”多，需能言善辩，令人心服口服；蓬莱跑外的多，需手勤腿勤，不能懒惰怠慢。我们可以把这3个方面的素质加起来：工于心计，能说善辩，勤奋不辍——这正是经商取得成功的秘诀，也可以说是商业文化培育出来的必备素质。然而，在农业、渔业文化区的人们看来，工于心计的变成了“鬼子”，能说善辩变成了“嘴子”，手脚勤快变成了“腿子”。究其原因，是老辈传下来的“无商不奸”的观念，在这些地区更加根深蒂固。

　　所以说，“三子”民谚实质上是农业文化、渔业文化对商业文化的一种贬斥和敌意，这里毫无褒扬、歌颂的意味。因此，在蓬莱以东，“三子”民谚流传极为广泛，而在蓬莱以西几乎听不到。改革开放以后，交流空前频繁，此民谚才自东向西传播开来。须知，这“鬼子”里包含着诡计多端之意，这“嘴子”里包含着言过其实、强词夺理之意，这“腿子”里包含着拍马溜须之意，全是贬斥，毫无褒意。历史在向我们开玩笑。经过20年“左”的思想影响后，有人发现没有经过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阶段，国富民强也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流通、商业经营渐渐“香”了起来。似乎人们再骂“鬼子、嘴子、腿子”有点不合时宜，于是便把“三子”改成了“掖县人的心灵美，黄县人的语言美，蓬莱人的行为美”，这也是近些年才有的事。这起码可以说明，人们对商业文化不再那么切齿痛恨了。然而，却无法改变“三子”民谚原有的文化内涵。（戴恩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