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因为参加大型书画联展，便到杭州住了一段时间。有一天走进一家国营大商场里，挂在最高处的一件时装吸引着我的视线。因为只是浏览而无意购买，所以注目片刻抬步欲走。就在这一瞬间售货小姐早就用长竿把我注目过的那件时装挑了下来，并捧到我的面前，和颜悦色地对我说：“您看中了这件?
价钱好说。”我很吃惊，也很难为情，赶快向她解释，我只是随便看看不想买什么衣服。那位售货小姐毫无不满的表示，反而谦恭地对我说：“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好象是她打忧了我，而不是我打忧了她。

　　两天以后我回到烟台。适逢星期天，真地想到商场里买件上衣。这里是同样琳琅满的时装，同样豪华装修的店堂，同样面着淡妆的售货小姐，同样实行了柜台承包可以讨价还价。但，换看不过两三次，小姐脸上漾起愠怒，因为没看中她卖的那些衣服，离临别时还赚出她的一句小声诅咒：“这人真是，脑子有病！”。

　　这句诅咒刺了我一下，因而也就在眼前闪回出一串问题：在烟台的商场购物和杭州比似乎到了另一个世界，南北差异为什么如此之大？是我们“脑子有病”还是南方人“脑子有病”？从文化的视角看，我们是不是还有好多文章没有作完？我蓦地想起以前曾为商店的服务态度问题在报纸上发过一篇小文章，闹得店主调查好几天。热闹了一阵子之后，那售货小姐脸上的表情依然如故。

　　微笑，对北方人来说实在是太贫乏了。他(她)们总以高傲与冷峻来表示自己的矜持和尊严。这种南北差异的强烈冲击，使我想起了《晏子将使楚》中的一段话：“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水土异也。”

　　是水土不同吗? 这大抵是指自然环境同人文环境的关系而言。南方同北方的不同首先是地理位置，然后从不同的地理位置再看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自然会看清不同的人文环境。说到家，不同的地域，人们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创造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这地域文化，一直在规范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只是有时自觉而更多的是不那么自觉罢了。

　　近几年来，南北间的参观学习可谓与日俱增，异常频繁。凡是到过南方的人无不感慨万端，会说出许多差异来。这些差异又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千差距万差距，差就差在思想观念上。

　　这话说到了要害处。进一步往下想，这思想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天上不掉，娘胎里不带，它总有个来头。按照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念是客观世界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漫长的历史铸造，不同的地域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它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起着强有力的制约作用。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以物质为基础，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对物质生产又有巨大的反作用。

　　但是，做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来说，不象物质生产改变得那么快，它的运动是异常缓慢的，显现出浓重的稳定性。当物质生产迅速发展之后，这种相对稳定的思想观念便会成为滞后力，这是往往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
　　　　　　　　
　　南北文化差异
　　
　　我们北方同南方在文化传统上还有很大的差异吗?

　　回答是肯定的。需要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便形成了“邹鲁”、“三晋”、“燕齐”、“荆楚”四大文化传统。而南方则受荆楚文化的影响较深。这种文化形态尽管也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随着物质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由于南方特别是以广东为代表的沿海一带，地理位置优越，与海外交流频繁，素有“侨乡”之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这种同海外的交流更是司空见惯。外来文化对那里的浸染是不言而喻的。从物质生产来说，碾米、纺织、酿造、工艺品等业无不具有浓重的艺术色彩；园林建筑玲珑剔透、小巧精雅；文学大家以屈原为代表的可称一代泰斗，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奇山突兀，河流纵横，交通便利，往还频繁，文人学士无不来此吟诗作赋，抒发情愫。这就形成了“荆楚文化”的下列特征：富于形象思维，艺术氛围浓重，浪漫气息十足，善于外向交流，地域观念淡薄，法治重于人治，变革精神较强。所有这些，正是齐鲁文化中所缺乏的。

　　实际上，“齐鲁文化”并不是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它是由“邹鲁文化”和“燕齐文化”融和而成的。从地域来讲，齐国在历史上的领域是指现在河北的东部和山东的北部一带。除了农业为主以外，这一带受京、津、唐的影响，较早有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与鲁文化又有区别。鲁国的古址在曲阜一带，这里是儒家思想的故乡。严格地说，鲁文化是地道的农业文化。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整个中华民族具有深远影响，对鲁地来说就不言而喻了。齐文化和鲁文化交织而成的齐鲁文化，在历史上时而融洽时而矛盾。但从总体上，它要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是相当困难的。鲁文化向胶东的延伸是几千年的封建王朝通过政权的力量推广而来的。

　　做为齐鲁文化的核心支柱儒家思想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孔孟这些老夫子们头脑中固有的。从地理环境上来说，鲁地实指泰山以南的汶、泗、沂、沭水流域，地方虽小，但也相对富庶自足有余，生活安定，并无大的动荡。这块地方对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传播有着特殊的意义。儒学的被历代封建统治者用来做为正统思想也就不奇怪了。细想一下，孔夫子倘不是身居这块相对富裕的地区，也就不能发出：“衣食足而礼仪兴”的感慨，更说不出“食不厌精”之类的话来。

　　至于齐地，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七国并雄中最为富庶的一国。公元前567年，齐灵公将疆土扩展到山东半岛，东到黄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 (今临朐沂水界)和泰山，北到无棣一带。它从齐桓公任用管仲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富国强兵成为一霸。当时尽管秦国兵力最强，楚国版图最大，但在经济发展上齐国首屈一指。这与齐国从实际出发、不听孔孟“以农为本”那一套、推行“兴渔盐之业，通商工之利”的经济路线关系极大。

　　齐鲁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华夏数千年的繁衍生息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文化氛围里生存的齐鲁人民，以其质朴、真诚、敦厚、长于生计，富于韧性而著称于世，它对人民生活智能、创造、劳动、习俗、观念等诸多方面有着全方位、多层次的渗透和影响。由于文化相对的稳定性和继承性，这些渗透和影响至今犹存。这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正是要把这些良好的传统继承下去，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扬光大。否则，我们会跌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坑里。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地域文化的孕育和发展，经历了阶级斗争异常尖锐而又漫长的封建社会，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封建政治、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的浓重色彩。做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它完全是与封建经济相适应的，可以说是为了巩固和维护封建经济而存在的。由于它的相对稳定性，尽管封建经济已不存在，但在人们的头脑中将长期地起作用。历史发展到今天，这种影响的滞后力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

　　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的一次讲话中就列举过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在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种种表现，在齐鲁之地尤为突出。这是因为，齐鲁之地长期以来处于相对封闭状态，经济自给自足，又有儒家思想作强有力的支柱，在思想观念上小富则安、不假外力、安土重迁，容易满足、缺乏穷则思变的内动力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这和“荆楚文化”所铸造的不满足于现状、变革精神较强的观念相比，其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门一经打开，在南方人的心目中是顺理成章之举，而北方需有一个较长的适应、转变过程。在北方人看来，南方人的观念是新的。其实，在南方人看来只不过是传统观念的回归罢了。
　　
　　半岛文化和烟台
　　
　　既然南北文化形态差异如此之大，那么，曾为齐鲁之帮的山东，各个地域也有差异吗?回答也是肯定的。

　　为了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了深刻认识文化建设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为了促进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这篇短文不可能对齐鲁各地的地域文化进行详尽的讨论。笔者只想从半岛文化形成、发展的角度粗浅地探讨一下烟台自身文化形态问题。

　　半岛是指胶莱河以东的山东半岛。春秋战国属齐国领地。这里的文化是齐鲁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半岛文化是齐鲁文化在胶东的投影。但是，由于半岛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区域性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内地不同，它又具有自身的特色。

　　前边已经提到，春秋七国并雄时代，齐国最为富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对半岛文化的精辟概括。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有山川有丘陵有平原有海域，四季分明，宜于发展农业，粮棉桑麻山果鱼虾样样不缺，自给自足有余，日子过得不错。这里的人民自然安于本土、繁衍生息、社会安定，生产生活并无大波大澜的折腾，从而构成了半岛文化的独特内涵。从内外交流看，由于古代的海上交通不便，海域成为天然屏障，沿海的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这反倒不如内地以石碑为标的国界容易跨越，交流更频繁些。所以，孔子在他洋洋大观的《论语》中只有一处提到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这与海洋开发毫无关系，仅把海看成避难之所。

　　但是，沿海毕竟有沿海的优势。晒盐、捕捞等业在远古就开始了，而且随着造船业的不断发展，与异域的交流也随之增多。值得一提的是《中英天津条约》之后，烟台于1861年辟为商埠。商业日趋兴旺。那时青岛、大连不过是个荒僻的渔村，不能与烟台相比。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那时就有蓝烟铁路（这条铁路是1956年才建成的），烟台港的货客运输可以及时向内地疏散，也许烟台港在胶东的“霸主”地位会持续到现在。可惜，设想代替不了历史。青岛新港的兴建则成了烟台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青岛港建于1869年，比烟台港晚了8年，但它有胶济铁路开通，直连津浦一线，把客货运输一下子夺了去。到1908年， 由原来的贸易额仅占烟台港的七分之一，猛增到相当于烟台的11倍，城市人口发展极快，三十年代达到39万人，烟台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时至今日，影响犹存，进入烟台港的货物多半是供应本区域的，运往外域的比例较少。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走进了一个相对的封闭地域中。几十年来，烟台港发展很快，但真正夺回那个黄金时代并不是一件易事，地理位置使然。

　　还不应该忘记我们的人文环境。在这块相对富足而封闭的土地上并没产生象屈原那样富于浪漫色彩的文人学士。在胶东一带的文人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思维自古一脉相承。从宗教意识来说，半岛属于道教的盛行地。十二世纪中叶，王重阳在宁海(今牟平)创立以修炼为主的全真道，其徒丘处机被成吉思汗器重也威极一时，直到现在，东自铁槎山西至莱州的道士谷均有他们的遗迹在。这个教派的宗旨就是“小国寡民”、“使民无知无欲”，只要“虚静恬淡，寂漠无为”，物我两忘，就可以成为逍遥自得的“真人”。这对半岛的政治、文化、思想、生活等各方面都有较为深刻的影响，在“文化人”中尤为突出。

　　通过以上简单回顾，再审视今日烟台，那些不利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利于改革开放的思想观念的存在也就不奇怪了。我们宁可把它看得重些，避免轻描淡写，因为这有利于认识我们自身，而采取相应的对策去解决它。

　　流传在烟台人中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哪里也不如我们烟台好”。笔者曾听到一位出租汽车司机说：“夏威夷算什么?科威特算什么?去他的，赶上咱们这儿好?”生于本土，热爱本土，其骄傲和自豪之情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细想一下，为什么拈出夏威夷和科威特这两个地方做参照系？一个是地理位置好，一个是经济富裕，这正是烟台人骄傲的资本。好与不好均有各自的标准，农业文化酿造的偏狭心理和视角，在这里得到典型体现。这种心理容易满足，小富则安，总觉得自己的日子比别人过得好。岂不知，是把生活质量的标准仅定在丰衣足食上，对于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需求，诸如学术研讨、真理追求、社会服务、文艺欣赏、精神陶冶之类是不大顾及的。所以，烟台的高等教育水平，知识分子占总人口的比例长期以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只有近几年来才有了较大变化。

　　“无商不奸”，“只有吃不上饭的人才会去干伺侯人的活”。中国是个以农为本的国家，人口如此之众，不搞好农业谁能解决吃饭问题? 历代执政者皆知此理。在孔孟的著作里，把农称为“本”，把工商称为“末”，不能本末倒置，这是中国的国情。许多先贤看到域外国家富强，对此曾提出异议。南宋以后的高适提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黄宗羲则说，“以工商为末， 妄议抑之”是“世儒不察”所造成的。到了王源则说“本宜重，末亦不可轻”。这与我们所说的农工商并重很相似。近代的郑观应干脆提倡“以商立国”。虽属过激之词，实欲矫枉过正也。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始终没把我国的商品经济搞好。建国以后，我们仍延续“以农为本”思想，坚持“以粮为纲”。对所谓资本主义倾向的批判，更加重了对工商的贬斥。这一社会心理在烟台尤甚。

　　所以“尤甚”，是因为在历史上烟台人就对商业文化有天然的敌意。就目前所辖13个县市区来说，我们可划成两大块：一块是以胶东屋脊著称的栖霞县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的内陆区，在历史上是典型的农业文化区；而西部的蓬、黄、掖一带因与京、津、唐交往频繁，又有闯关东的传统(家有数子，仅留一子在身边侍奉，其余均到关东闯荡一番)，这就形成了浓厚的商业气息。当然，那里的农业并不差，只是商业给农业输送了血液，使其更加富有生命力。烟台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再加上自古以来“无商不奸”的传统观念，东西方文化心理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东方对西方的看法集中表现在“掖县鬼子，黄县嘴子，蓬莱腿子”这句民谣里。

　　不要轻看民间的创造，这三句话任何大作家都编不出来。做为民谣，这三句话毫无褒意。它是农业文化对商业文化的一种诅咒和贬斥。但它从另一面告诉我们：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一是工于心计善于经营；二是能说会道，善于宣传；三是不辞辛苦，勤于奔波。这三个方面恰恰是从工从商必备的基本素质。这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心态不可比拟的。

　　在以城市经济为中心的时代，“轻商贱役”思想是一种惰性心理。在现实中我们仍能找到它的影子：沾上“服务”的边儿，就同”伺候人”挂上了钩，所以宾馆的服务员大都是从农村招的，而且多为沿海几个县市区的。尽管产业工人也在“服务”的范畴内，但他面对机械作业，而不是需作笑脸的“商人”。即便真地做了“商人”，那笑意也不自然，这就是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售货小姐南方和北方不同的历史渊源。

　　“轻商”思想一直在作弄烟台人。只要看看南方人涌入烟台市场、大商场、承包柜台就可以知道，南方人借机发了大财。“贱役”思想在南方极为淡薄。你走下火车、飞机，立即有人帮你提行李，尽管要付一点费用，但服务者并不感到“下贱”。 这种情况在烟台有吗?谁愿去做“掮夫”呢? 至于修鞋、补锅、弹棉花、理发、缝纫等服务业，均被齐鲁今人称为“下贱活”，这方面的钱只好让南方人赚去了。

　　“关系比计么都重要”。农业社会的稳定主要靠道德舆论维持。只有杀人越货之类的案件才诉诸官府。要保持这种舆论力量的永恒威力，“面子”便必不可少。村村户户，抬头不见低头见，稍有越轨言行，面子丢尽，连子女婚嫁也成问题。这就是人缘、血缘、地缘关系的重要意义所在。我们姑且把这些关系统称“情缘”关系(重感情之意)，它与具有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大城市里人际关系以“业缘关系”(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必然联系)，有着本质的区别。“情缘”关系至今在为我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它一旦超越了“法理”意识，就会成为现代社会的干扰力。有许多事情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办成，而人们非走门子、求人情、托关系不可。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农业社会留给我们的麻烦。

　　“只要有了权，啥事也好办。”尊重权利还是尊重才能，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点。“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利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种情况的改变取决于工商业成为经济的骨干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使国民的民主意识普遍提高。有个小单位的—、二把手为争当合资企业的董事打了半年内战，而导致外商的4万多美元投资不能如期到位。这种置大局和经济效益于不顾的权利之争便是“唯权是尊”思想的突出表现。如果稍有一点民主意识的话，只要象我们选拔干部那样搞一次民意测验即可解决二人之争。他们却不这样做。每一个权利部门都是一道关卡，希望自己的权力大些。市委市政府在支持、维护个体、私营经济的文件中，明确规定了除工商行政部门收费之外，其它部门不得乱摊派。可实际情况是，有的尽管办了营业执照，这个费那个费还得再化几百乃至上千元，没办法只好停业。

　　由于我国是个农业国，上述表现遍及全国。由于胶东一直是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形态，这些观念显得更加浓重。“同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兴衰过程类同，胶东的历史变迁也在微观领域内遵循了相似的轨迹。”这里毫无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意思，我们所要否定的是流传至今的那些陈旧观念。

　　“要真正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积极的合理因素，要真正把它消融成为新体系中的质料，就得经过否定。正如淘金，象刘禹锡诗中说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批判得愈深，才愈能区别精华与糟粕，才能使传统中的合理的积极的因素获得新的生命。” (《思辩短简》)笔者基于这种思考才列出上述种种表现。

　　我们的对策

　　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形态，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这个命题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意识形态具有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这不是政治经济的规律所能代替的。同样的社会形态在不同的地域出现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这就是我国的南方和北方，胶东的西部和半岛地区，甚至半岛的内地和沿海文化形态有很大差异的最好注脚。

　　我们不是要建设先进的文化吗？先进文化就是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文化。

　　早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许多文化层次较高的地区对这个问题便引起了高度重视，并制订了地区性的文化发展战略。广东省推出了南粤锦绣工程，福建省制定了芳草计划，内蒙古制定了彩虹计划，广西实施了文化长廓建设，等等。深圳的八大文化设施的兴建与这座新兴城市的崛起同步进行。再看上海人，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思考显得异常冷静：“正象纽约、巴黎一样，大都市成为文化中心的关键，是它吸引聚合知识分子的能力。这有赖于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繁荣的经济生活造成的富足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发达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事业和先进的文化设施，成熟的文化市场，思想、言论自由的制度保障等等。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上海，初步具备了这些条件，它不仅是中国最大的金融、贸易、商业、工业、运输和通讯中心，也是远东最繁华的国际文化大都会。租界制度则使上海成为封建专制的‘治外之地，’和传统礼教的‘化外之地’，这一切使上海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上海聚集了中国当时最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由北平移师上海。社团林立，流派纷呈，群星璀灿，蔚为壮观，造成海派文化风云际会、巨大恢宏的文化气象。反观今日，这种文化环境已不复存在，五十年代初利用行政力量将上海的文化机构(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和知识分子大量调至北京。城市户口制度的建立，社会人口流动的停滞，则使上海彻底失去在全国范围内吸纳人才的机能—一而北京凭借其政治中心的特殊地位，成为唯一具有这种功能的城市。上海逐渐由一个国际性大都会变为一个封闭的地方性城市。”(董平《期待海派文化走出困境》)基于这种思考，他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制订出重振海派文化雄风的战略规划，当我们今天看到浦东开发的神奇速度时，难到不应该想到文化建设的巨大作用吗?

　　烟台呢? 尽管不能同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相比，但在以城市经济为中心的今天，烟台必须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毫无疑义，改革开放以来，烟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令人注目，在海内外影响颇大。但市区文化建设却出现了滞后现象。有许多方面比县市区的水平还差：虽称“京剧之乡”，却长期没有象样的演出剧场；有的文化场所改成了饭店商场；高层次的文化活动较少；出版业落后于济南、青岛；高科技人才引进不够，学术研究气氛淡薄，沙龙式活动极少；专业文艺团体不能正常演出；不少文人弃文经商。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金钱对知识尊严的消解，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堂而皇之。我们面临的文化建设形势竟如此严峻。

　　消极悲观、等待观望的态度于事无补。我们必须冷静地面对现实。目前我们所制订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行政部门的简政放权、法制法规建设、引进科技人才、对有影响力的新事物的大张旗鼓地宣传报导等等，无疑在起着巨大作用。

　　但是，我们还需要与经济建设同步起作用的文化发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应以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满足人们的文化生活需要、促进改革开放、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为宗旨。它的内容应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硬环境建设，开发文化资源，加快文化设施建设，增强对外商和旅游者的吸引力；提出未来文化资源、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设施的布局和发展要求；利用特殊的人文景观、自然风光、名胜古迹、民族风情，发展本地文化事业，尽快形成布局合理、设施齐全、内容丰富、具有现代化水平和地方特色的文化设施配套格局。

　　其次，是软环境的建设，这不仅包括发展高等教育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和制订吸纳、引进知识分子的法规、政策，而且应该考虑建立健全正常运转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交流，思想、言论可得自由发表的场所、机会及其制度保障，领导机关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不同类型知识分子保持经常性的思想交流，等等。

　　这是一个巨大、浩繁而又艰巨的工程。有些事并非短期内可以完成。我们必须想到，在一个地区之内实现小康水平，不仅仅是国民收入的平均值，还有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生活费支出的比重)的大大下阵。我们用什么来迎接这个下降呢?那就是加大文化消费的支出。为此，我们必须面对未来从今日即做艰苦努力。只要我们做好了，不仅不会妨害经济发展，反而有助于经济建设向更高的水平腾飞。（作者： 戴恩嵩） 

    作者简介:戴恩嵩

　　戴恩嵩，男，1938年出生于山东省莱州市。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酷爱文学和书法。历任掖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烟台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烟台市文联主席等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民族文化学会副会长、书法家协会会员，烟台市书协顾问。
　　他8岁开始临帖，从隶书入手，遍临《史晨》、《礼器》、《曹全》、《张迁》等碑帖及颜、柳楷法，再入行草，独成一格。经翁闿运等名师指点，并师法造化，与文学互补，使书法内涵更加丰富。苍古遒劲，雄浑沉稳，尤以隶书为佳。已在报刊发表书作60多件，书赠友人千余幅，作为礼品进入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省以上展览10余次。其隶书作品被中处书画作品集的正式出版物选入20余次，并在全国性书画大赛和第52届国际文化交流书法展中多次获奖。其作品被东京美术馆等10余个单位收藏。
　　在书法创作的同时，还从事文学创作。16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
。70年代初，《夜袭海口镇》发行10万余册，长篇小说《舞星情泪》成为90年代初的畅销书。99年出版了《戴恩嵩小说选》，另有散文、随笔、杂文百余篇见诸报刊。他的艺术传记已载入中国作家协会编辑的《中国作家大辞典》和中国名人丛书编委会编纂的《中国当代文艺名人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