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生活多年后，我渐渐发现，直到今天，东方神秘主义一直是我们东方人对付西方人最有效的武器。这个武器如同汉方药材，既能内服，也可以外用。有时候双管齐下，还可以内外兼顾。大导演张艺谋在这方面就显得老谋深算聪明过人。他的几部险些为我们捧回奥斯卡大奖的东方神秘主义电影恰恰就在这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难怪不时有美国孩子在问：“你们中间真的有人一跺脚就可以上房顶吗？你们中间真的有人可以在柔细的竹子上飞来飞去吗？”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化最为荒芜的岁月里，几乎是在一种青黄不接的贫瘠文化氛围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在我们童年的街道上，单调呆板的苏式建筑外表到处书写着血红色的毛泽东语录，没有足够的图书、电影和电视节目。物质的贫乏使人们唯恐一日三餐得不到稳定的供应。记得有一天，我和几个少年伙伴坐在公路旁边巨大的水泥管子里闲聊。不知道哪个小伙伴提出一个奇怪的问题：“你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每天都吃什么呢？”在那个既没有东坡肘子也没有水煮鱼的年代，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能想到的大概就是红烧排骨和番茄鸡蛋了。当我们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因为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似乎是一个多少有些冒犯神灵的问题。我们开始互相保证：绝不把今天大家在这个冰冷的水泥管子里讲的话出去乱讲。

    不过，这个世界上的确有脑后天生长有反骨的人。我们同龄的朋友中就有一个。有一天，当此人骑着自行车经过天安门前那幅巨大的毛主席像前时，他提出的问题更为大胆和绝妙：“你们看，毛主席梳的头到底是分头呢？还是背头？”这个人的名字叫王朔，他对权威的调侃和挑衅的技巧似乎与生俱来。30年后，他终于被南方的一家有影响的报纸评为20世纪中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尽管他在自已的文学作品中屡次对知识及其分子进行过无情的嘲弄甚至谩骂。

    尼克松离开北京后，一个关于尼克松在故宫偷窃国宝的离奇故事在京城里不胫而走。故事说的是：尼克松在参观故宫时，趁人不备将一个当年慈禧太后珍爱的国宝放进了自已的大衣口袋里。此后，尼克松无论走到哪里，这件大衣始终不离左右。其实，中国人注意到了尼克松的盗窃行为，但是由于尼克松的特殊身份，中方不好直接向尼克松讨要这个国宝。后来，周总理巧布了一条妙计，在上海时，请尼克松观看中国的魔术节目，让魔术师在舞台上先将一个颇为相似的假国宝在手中变为乌有，然后魔术师再当场从尼克松的大衣里将真国宝取回。这样既使得国宝完璧归赵，又维护了外交上的礼节和尊严。故事显然是杜撰和荒诞的，但我发现周周的人们却热衷于相信这是真事，人们从中似乎可能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内心平衡。

    尼克松离开北京后，的确到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但他并没有去看魔术表演，而是去看了南京路。

    在中国人眼里，上海人做事情似乎总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显得精细和独到。尼克松到上海时，上海人没有采取像北京市那样的坚壁清野的做法，而是真正做到了既不卑又不亢。著名作家余秋雨在他的封笔之作《借我一生》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着精彩的叙述。据他回忆，尼克松到达上海之前，类似他的父亲这类有问题的“打倒对象”，在尼克松到上海期间必须接受单位的控制，其他人相对比较自由。但他的母亲则和很多成年人一起被派去“占领南京路上的每一个窗口”。政府的理由是：“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一要防止有人向尼克松开枪，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系，车队里有大量的美国特务。”因此需要像调防一样将别处的居民派到南京路的每一个窗口。这样做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中了他们对南京路的陌生。因为陌生会构成安全制衡。

    余秋雨的父母在那一天同时出门上路了，是因为尼克松的到来。

    在欢迎姿态方面，上海人更是别具匠心。南京路两边的窗户只准许打开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要关闭。打开的窗口旁边要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松的车队挥手示意。但是不能把手伸出窗外，这样会显得过分热情，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但又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泽东请来的贵客。余秋雨的母亲回忆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用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太高兴，而是微笑。”

    那天下午，尼克松的车队注意到南京路上窗户旁边摆手微笑的人们了吗？尼克松本人和他的随行人员对南京路的观感如何呢？似乎没有人知道。

    但睿智的余秋雨教授似乎从那半开的窗口发现了什么，他用自己那独特和细腻的文字写到：“我更不知道，这些稍稍打开的窗，这些轻轻摆动的手，正为中国预示着一种未来。开窗容易关窗难，只要启开了一条小缝，就再也难以彻底闭合。开放——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将成为这片土地的再生秘诀。”

    事实证明，我们国家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后来的命运，都将与这两个字密切相关。

责任编辑：曲通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