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惠泉

早晨，太阳陷在厚厚的云雾里，天空像是矮了一截，压着楼顶，让人觉得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高楼大厦的边。

这样的天气，对晨练的人来说反而是一个好天气。投完二百个球的时候，想看一下时间，就往周边看了一圈——这么多高楼大厦，风格各异，装饰华丽，有把天光映在身上的玻璃幕墙，有像连体婴儿般的双子塔楼，似乎没看到钟楼……

十几年前，这里不是这样的。那时三滩还没有改造，周边也都是一片低矮的平房，烟台体育公园周边还都是养虾的池塘，整个莱山也没有几栋高楼，烟台大学和山东工商学院是整个烟台东部最亮的名片。烟台大学的钟楼，在整点报时时，那低沉悠扬的钟声能够传得很远，仿佛时刻提醒人们时间在流逝。后来，滨州医学院（今山东医药大学）落成，学校里也建了一座钟楼。这一南一北两座钟楼遥相呼应，每到整点，它们像是约好了似的——“铛—铛—铛—”，悦耳的钟声在空中飘荡。

我对钟声有着特殊的感情。20世纪70年代，妈妈在大连工作，回家的时候从烟台背回来一台红色的座钟。钟身四十多厘米高，二十多厘米宽，通体是那种毫不含蓄的鲜红，漆面亮得能映出人影。银色表盘上，一长一短两根黑色指针不急不躁地走着，上方端端正正印着“北极星”三个字。圆形的钟摆垂在下面，像一面微微晃动的小圆镜，最底下还悬着一颗调节快慢的铜螺丝，拧一下，日子就快几秒或慢几秒。

在那个物资匮乏、仅能勉强果腹的年代，钟表是一种奢侈品。在整个村里也没有几户人家有。在我们住的小胡同里，只有这一台座钟，同龄的小朋友也都像看西洋景似的，围在钟表前听那“铛铛”声。

现在几乎人人一部手机，看时间都不用钟表，家里的钟表都换成了石英钟，多数也不再整点报时。没有了那“铛铛”的钟声，仿佛少了些人间的烟火，少了些过日子的节奏感。雾还没有散，高楼还在那里，我知道，很多钟楼还在准点敲响，只是那些声音被一栋栋玻璃幕墙弹了回来，消散在半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