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惠泉

前些日子读书，撞见“捯地瓜”三个字，心口像被什么轻轻勾了一下——整个人倏地就被拽回了童年。

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那辈人，对“苦”字有着刻进骨头里的体会。吃饱穿暖，便是儿时最滚烫的念想。烂了的地瓜，母亲拿刀剜去黑斑，扔进锅里煮熟，那些削过的地方还洇着深褐色的印子，可舀进碗里，照样是我们填肚子的救命粮。

地瓜这东西，命贱，好活。一垄一垄插下去，不必怎么费心伺候，秋后刨出来，便是上万斤的收成。生啃，脆生生的甜；蒸熟了，软糯糯的香；切成薄片晒干，能存上一整年；磨成粉，能做糊糊、能酿酒，连那扯不断的蔓子，也是牲口的好草料。在人人勒紧裤腰带的年月里，地瓜就是一家老小的命根子。

“捯地瓜”这活儿，正是被那样的日子硬生生逼出来的。那时节，村里还是集体生产队。秋收一到，地瓜地里便热闹起来——不光是男女劳力齐上阵，连半大不小的孩子、腿脚尚健的老人都出动了，像打一场非赢不可的仗。

出地瓜前，先得割蔓。十几个人一字排开，人手一把镰刀，贴着地瓜蔓的根部一割，再顺势往怀里一带。割下的藤蔓缠缠绕绕，越卷越粗，远远望去，像一条条青绿色的长蛇，懒洋洋地卧在田垄上。

蔓子清完，原先被浓绿捂得严严实实的土地，豁然敞开了胸怀，露出底下齐齐整整的地瓜垄。

真正的活儿这才开始。男人们舞起铁锨，沿着地瓜垄一锨一锨地翻，锨刃轧进土里，往上一撬，一墩墩胖墩墩的地瓜便破土而出，重见天日。等大人们把明面上刨出的地瓜一车车运走，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和老人便登场了——拎着铁锨，挎着柳条筐，去“捯”那些被遗漏的零碎。那时候我个子还没有铁锨高，也学着大孩子的样，一脚踩锨，一手扶把，把自己塞进队伍里。

说是“捯”，其实就是把别人翻过的地再倒腾一遍，像篦子梳头，不放过一丝一毫。那些力气大的孩子，一锨下去，土块炸开，半截地瓜露出白生生的肉，他们眼疾手快，弯腰一抄，便扔进筐里，几步就是一墩。轮到我就不是那么回事了——铁锨在我手里重得像生了锈的秤砣，扎进土里，使足了劲往下踩，锨刃却只陷进去半指深；再一撬，土块懒懒裂开，什么也没有。一上午过去，人家筐满了又倒，倒了又满，我的筐底还露着缝，空落落的。旁边一位大爷看不过去，凑过来指点：“小子，别直着下锨，斜着扎，贴着垄帮子走。”我照他说的试了几锨，果然翻出两三个拇指粗细的小地瓜，捏在手里凉丝丝的，心里却像捡了天大的便宜。

有一回，我们几个人正埋头苦干。我翻起一锨土，看到一个小地瓜露了头，赶忙弯腰去捡。就在那一瞬间，同伴的铁锨不知怎地脱了方向，正正磕在我的眉毛上。我“哎哟”一声，手捂住眼睛，血立刻从指缝里渗出来。同伴吓得把铁锨“哐当”丢在地上，几步蹿过来，手伸到半空想碰我的眉毛，又缩回去，磕磕巴巴地说：“没……没什么事吧？我不是故意的……”血淌下来糊住了左眼，我拿袖子一抹，看见他眼圈都红了，倒像是我吓着了他，赶紧摆手：“没事没事，不就破点皮嘛。”他还不放心，从裤兜里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绢，非要替我按住。那手绢上还沾着地瓜浆，黏糊糊的，我也没嫌弃，就那么捂了一下午。

回到家，自然不敢声张。母亲还是眼尖，一眼瞧见我眉上的伤，脸色都变了：“这是怎么了？”我只好一五一十招了。她听完，长吁一口气，伸手轻轻拨开我的头发看了看，嘴里念叨着：“幸亏没伤着眼，往后千万要当心啊！”

后来，地分了，各家种各家的。粮食囤子一年比一年满，灶膛里的火也越烧越旺，白面馍馍成了饭桌上的常客。地瓜还是有人种，却不再是锅里的主角，倒成了偶尔尝鲜的稀罕物。至于捯地瓜那活儿，再没人去干了——谁家还缺那几个漏网的地瓜呢？倒是有一年秋天回村，看见几个城里来的孩子，拿着小铲子在地里瞎刨，刨出块地瓜便大呼小叫，像是挖着宝似的。我站在地头看了许久，一句话也没说。

如今的我，站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看霓虹闪烁，车水马龙，偶尔也会恍惚——从那个靠地瓜活命的年代走到今天，不过短短几十年，却像是隔了一重天。我们这些在田地里捯过地瓜的人，亲眼看着脚下的泥土一寸寸变成了柏油路，亲历了这片土地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每回照镜子，目光落在左眉那道浅浅的疤痕上，总会有片刻的出神。它像一枚小小的印章，把那段岁月，妥帖地盖在了我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