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桂廷 撰文/供图

卞庆林和他最心爱的两枚抗战胜利纪念奖章。

卞庆林与连身荣

那是1991年暑假，十岁的女儿圆圆提醒：“咱们不是要回石岛给姥爷姥姥庆金婚吗？”于是乎，我们一家三口很快从烟台赶到了岳母家——离石岛电影院南不到三十米的建设街272号。

晚饭后，爱人卞喜玉随口问：“妈，我们只知道你们是在你二十虚岁那年夏天结的婚，到底是几月几号呢？”

岳母连身荣正剥着新鲜花生，闻言停下手，笑了笑：“你说的是哪一回结婚？”

“怎么结婚还分这一回那一回的？”女儿好奇地抢问道。

“可不，头一回坐花轿，半路上让八路的民兵给抢了。”

屋里安静了一瞬。女儿瞪大了眼，我和爱人面面相觑，我俩都快四十岁了，还是头一次听老人说这桩奇事。

“你姥爷啊，当年明面上是给日本鬼子办事的保长。”岳母把花生壳拢了拢，像在整理记忆，“说起来话长……”

那半夜，岳母说一阵笑一阵，我们后辈人也跟着笑得前仰后合。可笑着笑着，有时心里会泛起一阵酸楚。

一

那时，岳母连身荣是鳌子圈村的俊闺女。村子在海边，虽然离石岛不过七八里山路，却是抗日民兵游击队的活动区。村里人都知道，她早许了人家，夫家在石岛那边有条小渔船，日子还算殷实。

可就在婚期临近时，风言风语突然传开了：“连身荣的女婿，刚当上日本鬼子的保长了！”“好好的闺女，不能让她进火坑！”

得到信息的山外民兵游击组长亲自从鳌子圈走了趟石岛，把沿途地形寻摸了个遍，最终把行动定在牧云庵村西面靠近山顶的猪子墩——很像一头猪卧着的地方，那里有个拐角，转身就能钻进山林。

五月初八，黄道吉日。石岛来的迎亲队伍吹吹打打，一路上沿着海滨山路走来。新郎卞庆林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地在最前头领路，他红花裹胸，英姿飒爽。新娘连身荣坐在花轿里，盖头下的一张脸红扑扑的。送亲的队伍跟在后面，抬着嫁妆，一路鞭炮碎红。

谁知刚出村不到二里，天色骤变，大风卷着乌云从海上空扑来，瓢泼大雨倾盆而下。山路上瞬间泥水横流，轿子被吹得歪歪斜斜。轿夫们眯着眼，脚底打滑，不得不慢了下来。他们喘着粗气，抬着新娘在山路上一步一滑地走。

按当地风俗，花轿离了娘家，中途不能落地，进了夫家门才能放下。抬嫁妆的几个人心急，顶着雨往前赶，渐渐把花轿甩到了后头。

到了猪子墩附近，风雨正急。突然，山林里闪出七八条披着蓑衣的汉子，二话不说，上前就接手换下了夫家的轿夫。有一个人手里还端着枪，把四个轿夫叫到远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大家蹲下别动，脸朝东南，闭上眼，数一千个数，数完了起身回家，谁敢回头，枪子不长眼。”

轿夫们哆嗦着蹲下身，闭上眼睛。风雨声盖住了脚步声，等他们数完数睁开眼，花轿早已消失在雨幕里。

二

前面的迎亲队伍赶到牧云庵村附近避雨，左等右等不见花轿。新郎卞庆林心里发毛，翻身上马回返。跑到猪子墩附近，只见那四个轿夫失魂落魄地迎面赶来，老远就喊：“哥，出大事了！花轿让一伙带枪的人抢走了！”

卞庆林脑袋“嗡”的一声，冒雨策马狂奔回鳌子圈，哪里还有花轿的影子？他浑身湿透，闷着脸回了石岛。家里五桌婚宴已经摆好，客人正等着开席。新郎一进门，哑着嗓子哭着报信：“花轿让土匪抢了。”

满场哗然。几个辈分大的老人反复跺着脚：“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花轿被抬进了离玄镇更远的大山深处，几个人互相打着接力，一路未停。新娘连身荣坐在轿里，起初还以为是风雨太大绕了路，心里想，这可累苦了抬轿子的，外面那么大的雨，自己一点也没有沾着水。可过了半个多钟头，她掀开盖头从轿帘缝往外一瞥——全是陌生的山林，哪里有石岛的模样？特别是，轿夫是从哪里换上了蓑衣？她看清楚了，这些抬轿子的，不是夫家那些人。她诚惶诚恐，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来。

轿子终于落了地。两个年轻姑娘上前掀轿帘，把她接进一间低矮的海草房。屋里一位老婆婆端来洗脸水，替她擦干脸上的泪。那两个姑娘自称是青年妇女救国会的，开门见山地劝她：“你不能跟汉奸结婚，留下来抗日吧。”

连身荣抬起头，眼圈红着，却说得极其坚定：“他不是汉奸，我相信他是好人！”

姑娘们劝了几回，她只是摇头。于是她们便不再强求，时常送来米面蔬菜，招待得倒也周到。连身荣在那里一住就是四十多天。白天帮老婆婆烧火做饭，夜里望着窗外的山影，心里反复想着那顶红花轿、那匹红鬃马，还有家人们的着急面孔。

四十三天后，那帮人把花轿从别人家的柴房里抬出来，先说了声“对不起，误会了”，而后请她上轿。轿子到了猪子墩，石岛那边的轿夫早已等在拐角处。两班人马默默交接，轿杠换手，唢呐锣鼓重新响起。这一回，花轿稳稳当当地进了石岛卞家的门。

第二回婚宴比头一回热闹。奇怪的是，八路军那边还提前送来一头半大不小的肥猪作为贺礼。包括几个对方轿夫在内的宾客们心照不宣，权当不知前情，举杯道喜。

三

很多年后，我们才慢慢拼凑梳理出那段往事背后的全貌。

岳父卞庆林，1922年生人，一米八多的大个子，是石岛一带出了名的美男子。十四岁那年，也就是1936年，曹漫之、李耀文、谷牧等地下党人在荣成组织抗日青年剧团，卞庆林扮过“大姑娘”踩高跷，在活报剧里表演得活灵活现。那些共产党人播下的火种，在他心里头燃烧起来。

1941年，他已是地下组织的一员，代号“童子”。因为石岛港是日伪军的军事要地，组织上安排他利用人脉，在镇里当上了伪保长，为八路军搜集情报。这身份替他遮掩了地下活动，也招来了骂名。老百姓骂他是汉奸，连亲属也跟着摇头：“俺哥学坏了，人家说他是狗汉奸狗特务呢！”

卞庆林的小姨子连身兰，十一岁起以走亲戚的名义替他送情报，起初她也蒙在鼓里。小姑娘拐着柳条篓子，情报藏在篓子提手下端的夹缝里，反向扭开才能看到。有一次，她竟然跟着一群小孩看日本兵出操，篓子就搁在脚边，谁也不知道那根柳条提手里藏着八路军的秘密情报。十五岁那年，她入了党。

花轿被抢后，卞庆林通过连身兰给单线联系的同志传话，希望组织帮忙找到新娘，接着又委托比他大两岁的舅哥连身伏，亲自跑到三十多里外的宁津马家寨送信，通过马家人秘密传话给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领导马忠恩，请求尽快帮助找到新娘。二十多天后有了回话——是自己人干的。这令他哭笑不得，只能另择吉日，重办婚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时任招远县委副书记的马忠恩，专门寻访过当年的老战友卞庆林，说起过那桩往事。原来当马忠恩查实后，通知队伍马上纠正错误，道歉并给予补偿。这既没有暴露卞庆林的真实身份，又把问题尽快解决了。

1944年，卞庆林正式穿上了八路军军装。之前的那些年月，他挨了骂，吃了亏，连娶媳妇的花轿都被人抢走，这些事他很少对人提起。

1978年我与卞庆林的女儿卞喜玉结婚。婚宴上，岳父跟他的八路军战友，也是他们离休后依然穿军装的猎友——曾经是空军飞行大队长的王大叔、曾是海军大队长的毕大叔及军医杨大叔一起念叨过：“我结婚那次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那天的大雨……”

岳父一参军就当了特务班班长，曾经带着特务班十个人抢了日本鬼子一艘小火轮，干掉六个押船的鬼子，缴获了一整船白面，把船开进了八路军临时控制的寿光羊角沟港，受到五旅旅长吴克华的大会表彰和嘉奖。1982年，岳父从大连海运公司离休，享受正县级待遇，九十六岁谢幕人生。他那两枚抗战胜利纪念奖章，有生之年经常拿出来摸一摸，都带点包浆了。

新中国成立后，岳母连身荣在石岛街当过选民区的区长，九十二岁谢世。她晚年偶尔会提起那四十三天的山居日子，说起那位老婆婆，眼眶有点红。她拜了老婆婆为干妈，上轿离开前，两人都掉了泪，后来成了常常走动的实在亲戚。

走在山间的探亲路上，石岛的海风从远处吹来，带着浓浓的咸腥味。而那座千万年来形成的猪子墩，修公路前曾经像一只温顺的猪二哥在山顶卧着，风吹雨打，记录并见证了这件奇葩事，整整守望了他们在这里往返的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