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京溪

一

四十二年前一个冬日的傍晚，古都南京，天上飘起了小雨。雨下得绵绵的，淅淅沥沥，像胶东半岛的春雨似的。恰是周末，新兵训练结束，都回了天南地北的老部队。连队只有干部、班长和炊事员，晚饭后，几位班长聚集在连部打扑克。担任文书的我拿一小板凳，独自坐在走廊里，借着寥落的灯光看书，却心事重重。当兵五年，志愿兵没转上；想退伍，连队还留我继续服役。那些日子，我的心情灰暗得连话都不愿说。

“文书，有人找你。”营房西头传来三班长李永广的声音。我循着喊声抬头张望，见一瘦高个儿的军人向连部走来，手里举一把伞，雨伞遮挡了他的模样。待走近了，才知是司令部的程参谋。

我是老文书了，早就认识程参谋。他也没有多说话，只是叫着我的名字说：“走，跟我去一趟参谋长办公室。”去参谋长办公室？我先是打了个愣怔，继而诚惶诚恐地跟着程参谋走着。我们连队离机关办公大楼很近，只隔着一条柏油马路，办公大楼东头有个侧门，晚上不开，我们绕到楼南从正门进。路上，程参谋低声问我：“小曲，你跟参谋长是老乡吗？”我知道参谋长是安徽人，就说：“不是的，我是山东人。”程参谋不再说话，领着我直接上了三楼，在一间亮着日光灯、开着门的办公室前停住说：“参谋长，三营十连的小曲来了。”我在门前喊了一声报告，向首长敬了礼。参谋长把我叫进屋，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问：“小曲哪年的兵？”“（19）80年的。”我如实回答。“哦，是老兵了嘛。愿不愿意到机关工作？”参谋长像是征求我的意见似的。说实话，到机关工作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因此，我连考虑都没考虑，痛快地回答：“我愿意。”参谋长说：“那好，你下周就到司令部当文书吧。”

不久，我就到了司令部训练处上班。到机关后，我的心始终没有平静下来。我一个超期服役的老兵，参谋长为啥把我调到机关？可能是因为我写的一篇稿件在报纸上发表的缘故吧。这篇稿子，就是1984年11月23日，《人民前线》报第三版以《八三四七〇部队尊重知识分子 让教员旅游开眼界》为题刊登的。没想到这篇只有四五百字的小稿，引起了部队首长的关注。这篇稿子也就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

二

在机关，我主要是帮内勤参谋值班，写写报道，打扫打扫卫生、取取报纸信件什么的。去了刚两个月，就在报纸上发表了《更新知识从新战士抓起》的新闻稿，参谋长在全处会议上给予了表扬，并要求参谋们以后要主动给我提供报道线索。

1985年，是部队的精简整编年，我们部队是撤销还是合并，说法很多，不少干部面临编外或转业，人心不是很稳定。然而就在这个当口，我们部队接受了总参装甲兵部按新训练大纲试训的任务。南京，素有“火炉”之称，每年夏季气温在三十五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持续三四十天，而坦克兵的训练多数在夏季。就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我们部队干部战士心不散、劲不减，一门心思抓训练改革，顺利完成了按新大纲试训任务。就此，我写了篇《面临精简整编，改革劲头不减》的稿子，刊登在《人民前线》报上。文章中有一段写道“团长朱念祖年龄比较大了，但他从不考虑个人的进退去留，天天泡在训练场上跟班跟训。他说我就是交班，也要交个好班。”

我怎么也没料到，这篇报道因为没有跟报道对象沟通，结果像是往部队机关里扔了一颗炸弹。一天早晨，我去机关饭堂吃饭时，半路上被司令部的戴管理员拦住了，说团长正在饭堂为稿子的事发火，阴沉着脸问哪一级组织说他年龄大啦？戴管理员还神秘兮兮地问我，是谁授意我写这篇稿子的？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说我是报道员，稿子是我自己写的，没有受谁的指使。

后来我得知，当时我们部队建制升格已成定局，主要领导人选尚未确定，而我却在这个紧要关口说团长年龄大了。

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这年，我们部队机构由团级升格为副师级，更名为训练基地。朱团长被任命为基地主任，副师级。这年，我在省级报刊上发表稿件十五篇。年底党委会上讨论转志愿兵名单时，经参谋长提议，我顺利转为志愿兵。

1990年夏，原总参装甲兵部《人民装甲兵》杂志社，要我们部队出一名报道骨干去杂志社学习。参谋长主动与其他首长沟通，把名额给了我。我在北京面对面地跟编辑学习了一百天，从来稿登记、选稿、编稿到版面安排和校对等，把编辑的整个工作程序统统学了一遍，特别是采写稿件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三

一篇报道让参谋长注意到我，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一直从内心里感谢这篇稿子的编辑，我的另一位“贵人”。他叫刘效仁，是我们部队的报道员。

1980年正月初四，我从原坦克十师来到训练团学习坦克驾驶，被分到了十四连三排九班。不久，我发现在机关大楼里办公的两个人，一天三顿饭在我们连队吃。开始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只觉得他们的身份有些特殊。从外表上看，两人都中等个头，敦敦实实，上衣口袋里常常插一支钢笔，走起路来不紧不慢，像是在考虑什么问题似的。过了不久，军区《人民前线》报上刊登了我们连队关心战士成长、热心为战士排忧解难的一组故事。

从此，我知道了他们是部队报道组的新闻报道员，一位叫刘效仁，一位叫谢北平。尤其是从我们连队出去的刘效仁，来自梨乡安徽砀山，1977年入伍，当过坦克驾驶员，学兵班长，连队文书。因入伍前在老家县广播站当过“土记者”，有一定的写作水平，被部队报道组相中。

我上学时也喜欢写作，入伍后就对新闻报道员特别崇拜，能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是我的理想追求。因为刘报道员他们负责编辑、广播基层的稿件，我就发挥自己的写作爱好特长，学习训练之余，挤时间采写连队的好人好事，写好稿件后送给刘报道员。他认为符合部队形势任务，就在广播里播放了，还在稿件的开头介绍我的连队、姓名。每次听到广播我写的稿件，我都会受到莫大的鼓舞，写稿的劲头更足了。其实，我那时对新闻写作还没入门，对如何衡量一件事有没有新闻价值，能不能写成稿件更是心中没数，但对于学习是如饥似渴的。刘报道员就成为我新闻路上的引路人，他就像搀扶一个婴儿那样，扶我颤颤巍巍、东倒西歪地学步前行。

每隔十天半个月，他就送一本新闻业务书籍给我，有《新闻学步》（人民前线报社编）、《新华日报通讯》《解放军报通讯》（后更名为《新闻与成才》，现为《军事记者》）等等。我把这些内部业务书刊当作宝贝，一有空闲时间就学习琢磨。看的书多了，便觉得给部队广播站投稿已不过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那才算高手呢。于是，我就见到什么好事就写稿，写好了悄悄往报社投。转眼一年过去了，我投给报社的稿件少说五六十篇，可一个字也没变成铅字。有人对我冷嘲热讽，然而，刘报道员却像个老大哥似的，一如既往地鼓励、支持、扶持我写作，给予精心指导。

四

1982年春天，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推行，各种新思想、新事物、新探索不断冒出火花。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户，城市推行了分配制度改革，个体私营经济快速发展。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部队官兵的思想情绪也出现多元化，“要想奔小康，早点脱军装”的论调，有一定的市场，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官兵安心服役和部队管理。为理清观念，统一思想，部队开展了“军人得失观”大讨论，《人民前线》报还开辟了专栏，每期报纸都刊登两三篇讨论文章。我也打算投稿试试。可讲道理的稿子，报纸上已经发了不少，再写就是“马后炮”，得另辟蹊径才行。写什么呢？

正在我为此犯愁的时候，一个题目碰上我的脑袋。我们班有个叫朱建忠的，他入伍第一年在野战部队当炊事员，第二年才到我们部队学开坦克。记得刚开训一个多月，他母亲和他妹妹到部队来了。朱母在我们班听我们读报纸，听完后说，就这些事也能上报纸呀，我家的糟心事比这厉害多啦。我一听有戏，就采访到了连朱建忠自己都不知道的家事。我以朱母自述的形式，写了稿件。晚饭后，我把刘报道员叫到班里，让他帮着修改修改稿子。他拿起稿子，在不太明亮的日光灯下，先是快速地浏览了一遍，脸上比先前严肃起来说，好稿子。说完，掏出钢笔，在稿子上删删添添，修改起来。等修改得差不离儿了，他的眼珠子盯在标题上不动了，琢磨了好大会儿工夫，提笔把标题改成《咱要对得起“光荣人家”的红牌牌》，抬头对我说，赶紧把稿子抄出来，明天就寄给报社，很有希望见报。那口气相当肯定，就像他是编辑似的。

一个星期后，稿子果然刊登了，这是我与他合作见报的第一篇稿件。是年，我写的《班长也要搞调查研究》稿件，也是经他仔细推敲、打磨，才在报纸上发表的，并被原南京军区司令部收入《班长工作一百例》一书。

近年来，我通过微信经常与刘报道员联系。开始我称呼他刘老或刘老师。他回复：“不可不可，战友是兄弟，我年龄大，叫老哥就好。”成熟的谷穗都是低头谦逊的， 但在心里，我是尊他为老师的。

五

或许生命中许多事早已在冥冥中注定，写那篇改变我命运的稿子纯属偶然，因为稿件题材本不是特意采访来的。

那是一个周六下午，我去军人服务社买信封。出后勤服务区大门时，遇见了莱州老乡姜永畔，那时他在通信教研室当教员。姜教员当战士时也喜欢写新闻报道，后来兴趣转到了诗词和书法上。他叫住我说：“你不是喜欢写报道吗？前两天参谋长奖励我们三十七名教员代表，到苏州、无锡去旅游三天，大家反映挺好的，这个可以写一写。”那时，全国都在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个事无疑具有新闻价值。于是，我又问了姜教员他们旅游的一些细节，回连队后，就写出了稿子，投给了当时在军区《人民前线》报社帮助工作的战友刘效仁。他接到稿件后迅速修改编发了，才有了参谋长调我到机关的机缘。

我那时在连队小天地里，不可能知道机关发生的事。如果不是姜教员主动为我提供报道线索，就没有这篇稿子，也不可能发生后续的事。姜教员也是我的“贵人”，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