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光

搬入新居前，我和妻子整理杂物。妻子从衣柜深处翻出一套衣物问：“这套衣服还要吗？”我不假思索道：“以后穿不上的，都丢掉吧！”话音未落，目光却骤然被牵住——那是一套崭新的军装。暖黄灯光下，橄榄绿泛着敦厚温润的光泽。我心头一震，接过军装，指尖触到细腻丝滑的衣料，一股暖流瞬间漫遍全身。那些尘封在岁月里的向往与遗憾、激情与惆怅，都伴着这抹橄榄绿的清辉，缓缓涌上心头。

一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母皆是老兵。母亲从部队医疗所复员后，转入地方医院工作，先后生下哥哥、我和妹妹。我们兄妹三人，自小在部队大院长大，每天浸润在浓郁的军营氛围中。那时父母工作繁忙，常常很晚才回家。到了饭点，我便跟着哥哥拎着饭盒，去部队食堂打饭。身边的玩伴也都是大院里的子弟，我们一起奔跑嬉戏，把欢声笑语洒满整片院落。

年少时，最期盼的便是和伙伴们去部队礼堂看电影。有时没有票，我们也会想方设法溜进去。电影开映前，礼堂里一排排整齐就座的官兵总会率先拉起歌。这边一曲《打靶归来》刚落，那边紧接着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声此起彼伏，久久回荡。我们也沉浸其中，仿佛也是队伍中的一员，跟着起劲地唱。

那时候的电影，放的大多是《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抗战影片，尽管看过无数遍，我们依旧百看不厌。白天做游戏，也都是模仿着影片里的情节分列对阵：一拨扮作英勇的八路军，另一拨扮演敌军士兵。手中的“武器”都是自己动手或求大人帮忙，用木头削成的枪矛刀械。游戏的结局，总是敌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没人愿意扮演反面角色，最后只得采取抓阄或轮流扮演的方式。那时的我们，总盼着快点长大，能早日成为一名手握钢枪的解放军战士。

年岁渐长，我始终觉得自己生来就属于军营，等到适龄，便能如愿穿上军装入伍。当年我们军区司令部大院的孩子，成年后大多走两条路：一是上山下乡，再就是参军入伍。1973年，哥哥高中刚毕业，就穿上了崭新的军装，胸前佩戴大红花，和院里的新兵一起，被“解放”牌大卡车拉走了。送行时，我望着渐渐远去的车影，满心憧憬：再过三四年，我也会像哥哥那样，奔向远方的军营。可家中突逢变故，彻底打乱了原本的生活轨迹，也让我的参军梦蒙上了一层阴影。

二

哥哥当兵后不久，父亲就奉命前往荣成石岛部队任职。1974年，母亲领着我和妹妹，搭乘部队卡车，拉着仅有的一点家当，一路颠簸地来到了石岛这个边陲小镇。告别了熟悉的部队大院和朝夕相处的伙伴，我心里满是孤寂与失落。所幸我们依旧住在军营中，这里的人也敦厚淳朴、待人热忱，我很快就结交了新伙伴，并进入石岛联中读初中，慢慢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未曾想，更大的意外接踵而至。1975年，军队开展大规模精简整编，父亲成为首批转业干部，被分配至烟台打捞局工作。彼时，打捞局计划在荣成寻山镇沿海修建工作站，父亲便留守在当地，负责建站的前期筹建事宜。1977年，我从寻山第十二中学高中毕业，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恰逢全国恢复高考，父亲鼓励我全力备考，争取考上大学。那段日子，我闭门苦读，可动乱年代里荒废的学业，终究难以在短时间内弥补，最终还是名落孙山。

按当时的政策规定，我无需下乡，可由国家分配工作，也可选择参军。我对父亲说：“我要去当兵！”父亲却笑着摇摇头：“你和妹妹的将来，我已经考虑好了。你进工厂学一门手艺，有了一技之长，走遍天下都不怕；你妹妹日后去学医，接你妈妈的班！”父亲依然保持着言出必行的军人作风。他亲自去县劳动局查询招工计划，给我报名去汽车运输公司的大修厂做学徒。我心里虽满是不甘与委屈，可看到父亲坚定的眼神，我终究还是顺从了他的安排，只得把参军的渴望，化作一粒种子深埋心底。

1979年2月，解放军打响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将士浴血戍边、保家卫国，英勇事迹传遍四方，也让我埋藏已久的参军执念，破土萌发。此时，父亲已完成当地的建站工作，举家迁往烟台，只有我一人留在荣成。这一次，我决定瞒着家人报名参军。我心中暗想：父亲即便知道了，也一定会理解这份血脉相承的执念与热血——1945年，父亲17岁时，被爷爷送到天津一家商铺当学徒。第二年，刚满18岁的他，便瞒着家里，毅然报名参加了解放军。

三

我的主意已定，一个好消息接踵而来：父亲的一位同村老战友，刚调任县武装部副部长。我心里暗自思忖，若能得到他的帮助，此次参军应该很有把握。某个周日，我骑上自行车，载着一筐托人买到的小国光苹果，循着打听来的地址，登门拜访孙副部长。孙副部长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并让家人沏上热茶。他的身材高大挺拔，谈吐平易近人，见我一口一个“部长”，便笑着打趣道：“私下不用这样称呼，叫我叔就好。按村里的辈分，我反倒应该叫你哥呢！”说着我们都笑了。

在交谈中，我说明了来意。孙副部长没有立刻表态，而是点燃一支烟，眉头微蹙，陷入沉思。我紧张地望着他，看着烟雾从他嘴角缓缓吐出。片刻后，他抬眼盯着我问：“上前线打仗，你不怕吗？”我摇摇头，并用力挺直了尚且单薄的身躯。他又问：“你父亲同意吗？”我又连忙点头。他这才嗯了一声，点点头说：“好吧，当兵的事，我来帮你办理！”我喜出望外，连连道谢。临别时，孙副部长执意让家人把买苹果的三元钱塞进我手里。

往后的日子里，我整日沉浸在欢喜与期盼中。征兵开始后，我每天都盼着接到体检通知，连做梦都是穿上了新军装。可日子一天天过去，始终杳无音信。我终于按捺不住，去找孙副部长打听情况。他见了我，面露难色，叹了口气说：“实在不巧，今年征兵指标仅限农村户口，城镇户籍没有名额。”这句话如惊雷在我耳边炸响，我当场怔在原地，少顷，仍抱着一丝侥幸问道：“孙叔，就没有别的变通办法吗？”他坚定地摇摇头，我的心瞬间沉入谷底，浑身一片冰凉。

那天，我记不清是如何离开孙副部长家的，只记得回去的路上，天空骤然落下雨来。我没有找地方躲避，只顾奋力蹬着自行车，任由雨水混着泪水，顺着脸颊肆意流淌。雨幕模糊了视线，也浇灭了我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难过的不仅是错失当年征兵机会，更令人绝望的是，来年我便会超过二十岁的入伍年龄上限，此生再无机会穿上军装了。回到宿舍后，我大病了一场。此后，每每想起，心底依旧萦绕着一缕挥之不去的隐痛。原以为这份遗憾会伴随余生，没曾想获得了一场迟来的惊喜。

四

1983年秋，我调回烟台与家人团聚。依旧在工厂工作的我，并未因过往失意而消沉。此时，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而来，人人都在为祖国的振兴而奋斗。我也将重心放在了学习文化知识上。一边补习初中、高中落下的课程，一边利用工作之余攻读山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的函授课程，并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顺利取得了大专文凭。辛勤的努力，终有回报。我先是从车间一线调到心仪的宣传岗位，后又渐渐成长为企业的中层管理干部。

常听人说，命运关上一道门，便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我虽不信此类天命说辞，却始终笃信：人生多有不如意，唯有心怀赤诚、砥砺前行，机遇总是会眷顾有追求、有执念的人。1996年，烟台预备役师从全市各行业中遴选预备役官兵，我顺利通过了审核与评定，正式编入预备役序列。预备役是我国兵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守护国土的后备劲旅，自1986年正式列入解放军的部队建制。记得那天，在市委礼堂召开的预备役授衔大会上，市有关领导和部队首长都到会祝贺。在随后举行的授衔仪式上，我被授予了预备役上尉军衔。

当我把军装穿在身上，肩章挺括、帽徽闪亮，一身的橄榄绿承载着我多年的期盼。虽然我不属于现役正规部队，但整套军装除了肩章上的拼音标识外，其余与现役军装别无二致，让我觉得终于以另一种方式肩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此时，我虽已过而立之年，褪去了青年的青涩与激情，却依然满怀热忱，一头扎进预备役的学习和训练中，仿佛要把这些年错过的时光，一一补回来。

最难忘的是刚参加训练时，急行军曾让我疲惫不堪。在进行射击科目时，我信心满满地拿起沉甸甸的54式手枪，按照射击要领瞄准射击，可一轮子弹打完，靶子上竟空空如也——我打出的子弹全部脱靶。那一刻我才真切懂得，军人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承受的磨砺与艰辛，也慢慢理解当年父亲的顾虑。他考虑到我自幼体弱，难以支撑军队这种摸爬滚打的艰苦生活，更不愿我一身伤病拖累部队，才没有选择让我当兵。

如今，我已退休。当年预备役配发的作训服、制式衬衣早已穿旧破损，唯有这套军官制服，自授衔之后再没舍得穿，一直被我珍藏至今。此刻，我轻抚军装，不由感慨万千。我对妻子说：“这套军装不能丢，一定要带上！”妻子点点头，将军装整理妥当，放进行李箱内。我还想对妻子说，等我百年之后，就穿着这套军装离去。话到嘴边，怕妻子埋怨这话不吉利，又默默咽了回去。

我深知，这份对橄榄绿的眷恋，早已融入骨血。它不仅是个人的执念，更是那一代人对家国的赤诚与坚守。它是军营大院里嘹亮的歌声，是年少心中炽热的理想，更是此生从未动摇的信仰与情怀。这份情愫，将沉淀为我生命里最珍贵的底色，相伴余生，此情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