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惠泉

饺子和馄饨，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模样上。饺子像缩着翅膀、腆着圆肚皮的胖娃娃，敦实憨厚；馄饨则舒展着宽大的裙摆，薄翼轻盈，如同水袖轻扬的蝴蝶——明明馅料有时一样，可在我看来，那模样便已分出了亲疏。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出生在胶莱河西岸的一个小村庄。妈妈是烟台人，跟随在烟台参军的爸爸回到家乡。当地人逢年过节改善生活，都不乏包包子、包饺子、煮面条，我们家还多了一项——包馄饨。

如今馄饨铺子遍地开花，是再寻常不过的吃食。可在那个闭塞的小村庄，“馄饨”二字，对于乡邻们来说，像是从天上飘下来的词儿，洋气得不沾泥土。

虽说包饺子和包馄饨有时候用的是相同的馅料，但是包饺子的馅料比馄饨广泛多了。什么白菜肉丁、韭菜鸡蛋、菠菜鸡蛋、黄瓜鸡蛋等等，这些都可以用来做饺子的馅料，可是如果包成馄饨，那吃起来就差得太远。因为饺子可以塞进更多的馅料，吃起来口感比较丰富；而馄饨放的馅料不能太多，更适合用肉馅。

可在那个年代，生活非常艰苦，不要说吃肉、吃馄饨，就是填饱肚子都是一件大事，所以吃馄饨就成了奢侈的事情。

那个年代，肚里没有油水，馋虫却格外清醒。平日里，苞米饼子就着咸菜能顶一天，逢年过节吃顿饺子就算烧高香了，吃馄饨？那是想都不敢想的“神仙饭”。可偏偏有一次，爸爸从集上割回一小条猪肉，窄窄的，不过二指宽。那肉躺在篮子里，我眼睛都盯得发直，我知道，今天家里要“变天”了。

妈妈把猪肉剁成一小碗肉泥，放入调料，又用细面擀了一张薄饼，把薄饼用刀切成长条，再用斜刀切成梯形的小面皮。她左手托着一把厚厚的面皮，靠在碗沿上，右手用筷子轻轻挑一点肉馅放到面皮里，两只手一卷一捏，一只馄饨就包好了，放在高粱秸做的盖子上，像一群展翅欲飞的蝴蝶。

等把馄饨煮熟，再往锅里放入葱花、虾皮、猪大油、酱油，最后放入韭菜，那扑鼻的香气瞬间在小屋子里炸开。雪白的馄饨、暗红色的汤汁，像是致命的诱惑。一口下去，肉汁在口中爆开，香气在舌尖蔓延，再喝上几口鲜香的汤汁，那种感觉从此刻在了我的骨子里。

和馄饨相比，饺子对馅料的要求不高，有时候青菜也能对付。那时生活虽艰苦，但青菜还是比较充足的。我小时候吃饺子和吃馄饨的方式差不多，吃饺子必定要舀上饺子汤，否则吃不下去。

我小时候，到烟台走姥姥家，有一次在大舅家吃饭。大舅妈包的饺子，给我端上一碗，碗里没有汤，我自己去舀上一些饺子汤。大舅妈看到我这样吃饺子，问我妈妈：“泉怎么这样吃饺子？是不是在家里舍不得吃？”妈妈说：“他从小不喜欢吃饺子，没有饺子汤，他吃不下去。”

有一次到芬表姐家里去吃饭，表姐知道我爱吃馄饨，就包了猪肉海鲜馄饨。表姐夫在吃馄饨的时候，把馄饨中的汤汁都倒出来，就像吃饺子一样。我看了很诧异，问道：“这样吃馄饨和饺子有什么区别？”表姐说：“他从小到大都这样吃。”我说：“这跟我的吃法正好相反。”说得表姐和表姐夫都笑了起来。

后来，我对饺子没了儿时的抵触，干吃也能吞下一大盘。可馄饨那样吃不行，少了那碗调汤，便觉得魂儿丢了。如今调汤的配料比当年丰盛得多，有时甚至加紫菜和蛋丝，可无论怎么添减，我总要叮嘱一句：“猪油别省。”只有那一勺白腻的荤腥化开，碗里浮起油花时，我才觉得，还是那个味儿。

葱花、虾皮、一勺雪白的猪油，滚水一冲，香气“轰”地炸满屋——那味道和儿时的一模一样。只是如今灶台边，再没有妈妈托着面皮、用筷子尖儿点馅的身影了。我端着碗，热气扑在脸上，恍惚间又成了那个趴在锅沿咽口水的小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