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07月24日
王东超
一
“步”为会意字,甲骨文从一前一后的左右两只脚,会行进之意,如安步当车、邯郸学步。但“步”有一个特殊用法,指停船码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赣水》:“赣水又东北迳王步。步侧有城,云是孙奋为齐王镇此城之。今谓之王步,盖齐王之渚步也。”守敬按:“《述异记》水际谓之步。吴、楚间谓浦为步,盖语讹耳,今俗又讹作埠。”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岭南谓村市为墟,水津为步。”
“步”本与行走有关,与码头无关。其表水际、泊船处之义在魏晋以后的南方文献中较为常见,至今江苏、浙江、湖南、广西、广东等省、自治区很多地方仍以“步”作地名,如石步、六步、车步、沙步、步头等。这些地方在古代称为“百越之地”,说明古越语中“码头”之义有音无字,遂用“步”来记音。后加意符“土”写作“埗”来表示,如香港有深水埗,东莞有高埗镇,广州有炭步镇三联村乌茶埗。但“埗”字没有推广开来,只在粤语中有少量存在。
后以“埠”来代替“步”,指停船的码头。“埠”字《说文解字》《尔雅》《释名》均未收,可见其是一晚出的字。至今江苏、安徽、浙江等省仍有很多地方以“埠”作地名,如蚌埠、横埠、周家埠、下洋埠等。后有“埠”的地方多发展为市镇,故“埠”又指大城市,如商埠、本埠、外埠、开埠。
二
龙口也有不少含“埠”字的村名:东莱街道的东埠村,新嘉街道的后埠栏栾家村、后埠栏邹家村、后埠栏泊子村,海岱镇(现归入龙港街道)的沙埠于家村,芦头镇的埠上村,东江街道的横埠村,兰高镇的鼓埠村、唐家埠村,文基镇(现归入兰高镇)的南埠村、河西埠村,大陈家镇(现归入北马镇)的埠下王家村、埠上王家村、埠上李家村,石良镇的东埠村、西埠村,田家镇(现归入七甲镇)的敖子埠村、店埠曲家村,徐福街道的埠子后村,羊岚镇(现归入诸由观镇)的天尊埠屯村等,全市有13个街道和镇,除了下丁家镇和黄山馆镇,其余均分布有以“埠”为名的村子。
龙口境内共有大小河流23条,但并不如南方的河流一样具备航运功能,因此龙口地名中的“埠”并不能用“码头”义解释。
这种情况并不是只有龙口如此,在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中进行检索,可以查询到我国地名中含有“埠”字的共有14763个,其中山东省以总数3833个高居榜首,但山东绝大多数地名中的“埠”与“码头”义无关。
笔者认为,这些“埠”的本字或古字当为“阜”。
“阜”为象形字,甲骨文像穴居人为方便攀爬在陡峭土崖上挖的脚窝,也像后来出现的中心柱状独木梯,古人穴居,籍此可以出入。竖穴必选择土层深厚之处,地势要足够高,以防洪涝,故“阜”后引申指土山。《尔雅·释地》:“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邢昺疏引李巡曰:“土地高大名曰阜。”《释名·释山》:“土山曰阜。阜,厚也,言高厚也。”《礼记·明堂位》:“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东汉应劭注:“鲁城中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曲阜之得名是因为城中有迤逦七八里的土山。
三
龙口北马镇有曲阜村,不知是因为仰慕至圣先师而改的村名,还是村中亦有委曲的土阜。安徽的阜阳、阜南,江苏的阜宁,河北的阜平,辽宁的阜新,北京的阜成门,这些地名俱应与土山有关。
在“土丘”这个意义上,“埠”是“阜”的后起分化字,而“阜”是“埠”的本字。
字典或词典中均无“埠”表高冈或土丘的义项,但在明清小说中有所体现。《水浒传》第五十四回:“高埠处,公孙胜仗剑作法,就空寨中平地上刮剌剌起个霹雳。”《西游记》第二十八回:“他却站在高埠上正然观看,只听得草中有人言语,急使杖拨开深草看时,原来是呆子在里面说梦话哩。”施耐庵与吴承恩俱是苏北人,则江淮官话较早用“埠”来表示高冈和土丘。胶辽官话深受江淮官话影响,所以胶东半岛也有很多以“埠”为名的地名,如栖霞市有荆子埠、宋家埠、前埠,莱阳有张家埠、沙埠等地名。从全国范围看,大致来说,淮河流域以南地名中带“埠”的,大多与码头或商埠有关;北方地区地名中带“埠”的,大多表示高冈或土丘。
在龙口带“埠”的地名中,徐福街道埠子后村,黄县话称为“埠(pù)儿后”或“埠(pù)喽后”,天尊埠屯村的“埠”也读作pù。这两个村子不在官道旁,所以不是“铺”或“堡”(旧时驿站十里为一铺或一堡)的同音替代。两个村庄有小河流经,但并不临水,所以不是“浦”的音近替代。
查《龙口市村庄志》“埠子后村”条:“明朝初年称胡家庄,相传当时只有胡姓人,明末清初改为朴滋厚。后来因村前有一埠子岭,于是改为埠子后。”天尊埠屯村位于羊岚塂上,二者俱因高冈和土丘而得名。但是这两个村名中的“埠”为什么读pù呢?字典上并无此读音,只能说是地名的特殊读法了,就像安徽蚌埠的“蚌”读bèng,天津宜兰埠的“埠”读fǔ,这都属于地名的非标准音变。
地名涉及地理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测绘学、考古学等多个领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地方文化信息,体现着一个地方的地理特征,记录着一个地方的重要历史事件,反映着一个地方的宗教信仰。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地名有时保留着古音、古义、方言特征以及语言接触、碰撞、融合的痕迹,是历史语言学和方言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