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世民

1921年夏末，烟台港历时6年的“伟大之海坝工程”竣工。东、西两道挡浪坝巍然屹立，彻底改变了烟台自然港湾风起浪涌的原始状态。喜庆之际，一对单缸30马力拖网渔船，徐徐驶入波光粼粼的人工港池。船体不大，发动机却嘭嘭作响，让帆樯林立中翘首观望的渔民们大开眼界。

当时可能无人会想到，正是这两艘木壳小渔轮，开启了早期中国拖网渔业发展的序幕。为什么我国拖网渔业会发端于此？这还得从烟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说起。

一

烟台所在的胶东半岛濒临黄、渤海，自然港区外有芝罘岛、担子岛、崆峒岛等岛屿环绕护卫，天成一道屏障，独特的海洋地理条件，成为多种鱼类南北洄游必经通道。据在芝罘白石村遗址考古发现，早在距今约7000年前的出土文物中，就有真鲷、黑鲷、鲈鱼、红鳍东方鲀的骨骼和12种海产贝类。第二期文化层距今6000-5000年，出土文物中还有鱼刺器、石网坠、陶网坠等。考古专家推断，当时的芝罘先民渔猎生产已有相当水平，并掌握食用各种鱼类知识，其中真鲷鱼骨在我国尚属首次发现。这也反映出曾有大量真鲷种群漫游芝罘沿岸，成为先民重要渔获品种。

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原始渔猎状况更新迟缓，直到19世纪初，芝罘沿海多为散居的荒凉渔村，居民春季以捕鱼为主，汛期过后，改营农业。而捕捞船具，主要是靠人力驱动，风帆船亦不多见。进入19世纪中期，中国屡遭外敌入侵，国力衰弱，近海渔业资源频遭他国劫掠，国内渔事萎靡不振。至1861年后，烟台民间渔业虽有发展，规模甚微，至1920年，渔村渔民从19世纪初的不足百户，增加到四五百户，船具达500余只……渔场多在芝罘湾、套子湾、四十里湾、崆峒岛一带附近海区。

海洋渔业处于散漫、落后状态，引起社会有识人士的变革诉求，欲效“西法”以图富国。他们认为只有发展渔业才能伸张“海权”，公开提出：“中国向无渔政、渔学，当此洋焰日张，海权最要，此事关系民生国势，亟应提倡，以底于成”。由于客观形势发展需要和主观认识变化，晚清政府已开始注意渔业的发展，烟台地方渔业也逐渐得到地方政权的重视。

清光绪年间，清政府为发展山东地方渔业，借鉴江浙一带发展渔业的办法，在烟台筹办渔业公司，1905年“山东渔业公司”在烟台正式成立。公司成立后，即派人到广东招聘腌鱼工匠，同时又在石岛、龙口等地设立分公司，以“就近照料渔船捕鱼事宜”。公司创办初期，拥有租赁的风帆渔船百条左右，与摇橹驱动的小角子（舢板）相比，风帆渔船生产效率虽有提高，但在同一时期，欧洲发达国家，已经大规模使用机器驱动的渔船。

此时的烟台港，相关部门仍在为是否修建阻挡风浪的海坝争论不休。因为天然港口东北方向相当宽阔，不避风浪，每到冬季，波浪滔天，严重威胁渔船安全，渔船只能拥挤于烟台山下避风。自然港湾这一先天不足，令那些有意投资购买渔轮捕鱼的买家心存疑虑，只能驻足观望。

二

1913年5月，经中外政商各界多年争议后，烟台成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港口建设管理机构，名为“烟台海坝工程会”。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自然被有准备的人看在眼里，借修建人工港池契机，结合烟台附近渔场的海洋地理形态，适时引进问世不久的双船拖网渔轮，成为经营者首选。

拖网是海洋渔业生产中效益较高的渔具之一，拖网生产主动灵活，积极追捕鱼群，捕捞效率高、作业范围广；捕捞对象广泛，能捕捞海洋和内陆水域中比较密集的水产经济动物，如鱼类、甲壳类、头足类、螺、贝类等，产量高、产值大。双拖渔船由两艘船协同作业，可覆盖更广的捕捞区域，拖网长度达400至500米，适合中大型鱼类捕捞。由于双拖网具入水深度较大，作业也比较稳定安全。

当时，已有外国拖网渔轮进入我国沿海渔场滥捕，其效率之高，也令国人渔界刮目相看。面对烟台海港环境变化和海外渔业技术进步，促使有意买船发展的业主，迅速将观望心态，转化为“海里求财”的实际行动：独资或集股引进双拖渔轮。

1921年人工港池竣工投产后，在跃跃欲试的几位购船者中，有一人先行出手，此人是烟台政记公司永利轮船买办，名叫辛作亭。他联合“海成兴”渔行、大连“原田”，集资倡办起一家渔业公司。辛作亭亲赴日本下关购进单汽缸30马力拖网渔船两艘，取名“富海”“贵海”，聘用日人当船长、轮机长。尽管从引进时间上看，比上海引进单拖渔轮晚了17年，但是，这次创业实践，却填补了我国没有内燃机驱动双拖渔轮的空白。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对渔轮的丰厚收获，引起业内关注，翌年便有数家渔商主动跟进，先后购置渔轮10多艘，投入沿海渔场作业。当时因水产资源丰富、渔轮数量小，故大有取所欲取，载所欲载之势。其时因各渔轮营业均极发达，相效而行者，日益增多，因而带动了配套产业的全面兴盛。

据1934年资料显示，当时烟台渔行大小共120余家，数量之多居全省之冠。这些渔行都开设在港内海岸码头一带，自有机船大量增加，使原来仅为风帆渔船队服务的从业人员增多，营业范围扩大。渔行除鱼货交易外，也承担了渔需物资如白棕绳、钢丝绳、棉纱网线、柴油等物品供应，以及经手渔轮报关、鱼货转口等业务。同时，加工船用网、绳、铁制机具的加工业，服务渔捞的交易市场也顺势扩展……这些逐步完善的下游产业，又进一步提高了有关企业添置渔轮的积极性。

这种渔轮数量逐年发展的趋势，延续至1936年，进入鼎盛时期。是年，烟台收港渔轮多达197艘，属烟台港籍的120艘左右，其余分属威海、石岛、青岛和大连等港籍，但无论本港或外港渔轮，均以烟台为主要生产基地。大批入港渔轮船队加上约7000只捕鱼帆船，使烟台港渔业产销盛况居全省首位。每逢春、秋鱼汛期间，港内帆樯栉比，渔轮林立，赖渔业为生计者约20万人。1936年，烟台港卸鱼量已达35880吨，1937年则高达7万多吨，为烟台沦陷前最高卸港量。

三

1948年8月出版的《东方渔业》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刊有《烟台的渔业》一文——“战前渔轮之盛冠于全国，现已日趋衰落惨目伤心”，“敌伪时期日落千丈，胜利之后仍甚严重”（胜利指1945年抗战胜利）。

文中写道：至1937年日寇侵略华北后，利用烟台港训练海军，同时，日本渔轮亦多来烟捕鱼，国人渔业遂遭摧残，渔轮除少数去青岛外，大多遭捕抓，运送军火，渔民卒多流亡。渔业生产日落千丈。以后帆船亦遭同样命运，以致当地渔业惨淡。1939年春，当地渔商曾集资五十万元（伪币），创设烟台渔市场，借以辅助渔家经济。但渔民喘息未定，日寇又强行入股，坐收渔利（日伪水产组合）。于是，烟台渔业枯竭更甚，胜利以后又几经兵燹烽火，渔村经济完全崩溃。

纵观导致烟台机轮渔业衰败的原因，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侵略是主要原因，尤其日本对烟台外海渔业资源的掠夺，加剧了烟台新兴渔轮业的破产。我国沿海的丰富资源，一直为日本所垂涎，日本帝国主义自二十世纪初就开始掠夺我国沿海渔业资源，有关资料记载：1933年，日本政府曾调遣军舰为在我国沿海进行渔业资源调查的船队护航，公开对中国近海进行大规模海洋调查。1936年，又派出生产指导船到包括烟威渔场在内的山东沿海渔场进行试捕。经过长期的系统调查，日本水产界对烟威渔场海洋环境、资源种类、蕴藏数量都了如指掌。依据这些充实可靠情报指引，全面抗战爆发前，其底曳网渔轮就大量来我国东海、黄海和渤海侵渔滥捕，重点是捕捞经济价值高的品种，真鲷是主要对象。

真鲷，俗名加吉鱼，是一种珍贵的鱼类。它是海洋暖温性底层鱼类，是一种名贵的食用经济鱼类，体呈红色，亦称红加吉。芝罘沿海是真鲷洄游通道，故真鲷产量久盛不衰。如前文所述，在芝罘白石村遗址出土文物中，就发现7000年前的真鲷骨骼，由此可见，真鲷在芝罘沿海繁衍盛况，致隔海相望的日本，对此觊觎甚久。1925年以前，他们在我国沿海捕捞的真鲷数量，占其总渔获量的10%。由于捕捞过度，真鲷资源很快被破坏，此后数年我方渔轮几乎捕不到真鲷。真鲷资源枯竭后，日本渔轮又到处滥捕石首鱼科的鱼类和对虾等。

关于日本渔轮掠夺我国渔业资源的情况，1948年出版的《渔业》一书记载：“日本渔轮满布我国沿海，（手操网渔轮）在我国捕鱼者计一千二百艘之多”；李士豪著《中国渔业现状及其建设》一书记载：“每一鱼汛，外人辄捷足先入，使我国渔船出渔，而渔获已寥寥……近年来，因密捕滥捕，沿海鱼群渐见稀少。山东沿海从前渔获之黄花鱼每尾约重二三斤，现在只有十一、二两（16两制）”。

《日人侵犯我国渔权的一页痛史》中则记载，1924年在山东沿海一带，“日本渔轮‘满先丸’等四十艘，先后在蓬莱、黄县、屺母岛、掖县、石虎嘴等处，大肆捕捞，并任意将我国渔人之网绳、钩线等渔具，拖拉毁损，我政府束手无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陆续占领了我国沿海大部分渔业基地，建立起大批侵渔机构。山东沿海渔轮全部为日本人所控制，烟台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渔业经济侵略的主要基地，并在市区成立“芝罘水产组合”，当地所有渔轮都要受其统制。

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诞生于1921年的烟台渔轮船队，在战风斗浪驶过16个年头后，其船队规模与渔获产量，在敌伪时期出现断崖式下跌。

占领烟台的日寇为控制海上船舶活动，封锁港口，渔轮或征作军用，或毁于炮火，或维修失时，报废的为数不少。剩余民营渔轮，由于物资和燃料缺乏，有三分之二以上不能出海。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烟台港仅剩帆船720只，渔轮34艘，年产量4303吨，为烟台沦陷前1936年产量的12%。更可悲的是，随着引进双拖渔轮提振民族渔业的进程断裂，那些投身海上捕捞和陆地加工业的大批劳工失去从业机会，收入无着，流离失所，生存环境倍加艰难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