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堂

精神，虽非有形物质，但他的能量与价值却大到无法估计与衡量。强大的精神能跨越磨难，能温润人心，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本文主人公是我已逝的父亲，他一生没有留下财富，没有留下荣誉。在亲朋记忆中，父亲只留下了热爱社会、善待亲朋的赤诚之心和坚定向前的深深脚印。

一

父亲当过兵。在那炮火连天的岁月里，有一天他突然让人抬回了老家。母亲回忆说，当时就像一个血人一样，耳朵和鼻子里都向外淌血，只剩下了一口气……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得到老天的眷顾，在妈妈一口水、一口饭的精心服侍下，奇迹般活了过来，只留下了多年耳背的残疾。当问他参加什么战斗、怎么负伤时，脾气暴躁、生性倔强的父亲却闭口不谈。后来，偏偏母亲在清洗父亲身上那件血衣时，又将父亲负伤后缝在衣兜里的“证明”，也可能是唯一联系方式搓洗成了纸球，再也无法辨认。

打那时起，直至很多年之后，哥哥和家里人都试图把父亲参加战斗的事打探个究竟，而父亲却总是甩出一句话，“像我这样的情况多了去了，即便找到根由，上级怎么能招呼得了那么多人？”

碍于父亲的严声厉色，家中人也无法得知父亲是在当年的“县大队”或“区小队”，以及与何人一起参加战斗并负伤的过程。那个年代，看到本村或外村战斗负伤的人，政府都有个交代和说法。而面对“生硬”的父亲，全家人对他如何当兵的事只能“避而不谈”。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来到了县机关工作。经熟人指点，曾到民政局查过档案，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父亲的情况，确实没留下任何记号。

父亲去世之后，有一次，我到与父亲年纪相仿、在故乡所在镇任管委主任的叔伯舅舅家探亲，当谈及我父亲当年参加战斗时，老舅赞叹说，你爹当年当八路的时候，腰间插着两支手枪，三里五村认识他的人都佩服得要命。他接着对我说，前些年在落实政策时，社会上只要有两个人证明你爹当过老八路，就可享受当兵待遇。听到之后，我说：“舅啊，您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家呀？上级认可后，起码对父亲和家人有个安慰与交代呀！”舅舅听罢满脸愧意，低着头连连自责……

回想父亲在世时，他舍生忘死参加战斗的事，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我四弟高中毕业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年春节，看到村上到我们家给军属贴对联时，我心里总想，我们家门上早年就应该挂上“光荣人家”的牌子啊……

二

父亲身体恢复之后，不久就当上了人民公社的第一任生产队长。少年时曾记得，每逢干农活的季节，父亲整天扑在庄稼地里。割小麦时，赶上阴雨天，父亲常常顾不上吃饭。收地瓜、玉米及花生时，他豁上命盯住，谁也别想占集体的便宜。为此，铁板一块的父亲也得罪了不少人，家人为此挨咒骂或遭白眼的时候不少。家里人抱怨之后，父亲就重复一句话：只要人走得正，做得正，旁人想怎么说就让他怎么说，想怎么干就随他的便！

刚成立生产队那阵子，社员们干起活来缺东少西。不拘私心的父亲，把自己家里的铡刀、连枷、手推车、麻袋等全部拿到生产队使用，待用完后，再把残次品带回家。

父亲当生产队长的年头，起五更睡半夜。妈妈常说，你爹这个队长，在庄稼地里忙活时，常常忘记了吃饭，有时候天刚放亮，他已赶牛耕下了好几亩地。他的话在生产队里可以说是“说一不二”，那是用血汗换出来的威信啊！记得有一次善做木工活儿的小姑夫到我们家时说，书文这人，（父亲名字叫王书文）只要上级瞧得起，什么时候他都能豁出性命把事儿干上去！

1960年春天，父亲所在生产队粮库里的花生和玉米种子被人偷了。县公安局得知之后，负责侦查工作的公安特派员立刻到了村上。在生产队仓库门窗没发生撬动、库锁完好的情形下，破案人员“断定”是内盗。作为持有库房钥匙的生产队长、会计和保管员，无疑是首要怀疑对象。并且，上头来人明确说道，如果抓不到偷盗人，首先要逮捕的就是生产队长。

因粮库盗窃现场任何迹象没留的缘故，生产队里骂声一片，有的人大声谴责是我们一家监守自盗，吃了生产队将要下地的种子。那当口，正值春天栽地瓜的季节，我家在生产队干活的大哥，硬生生被逼迫独自一人到大老远处一趟趟挑水供全队栽地瓜使用。晚上回家时，他肩膀上高高隆起一个又红又肿的大包，大哥委屈得放声大哭，在场的家人都泣不成声……

清者自清。烈火般脾气的父亲难以咽下这口冤枉气，他找来生产队会计的儿子，拿上在铡刀上拆下的“铡刀鞘（铁条）”用来防身，昼夜爬到嫌疑人屋顶上蹲守。真乃天佑善人，七天七夜下来，父亲成功地侦破了那闻所未闻的盗窃案。当花生、玉米种子被找回时，父母和全家人放声大哭。那场面，至今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刻骨铭心。

父亲虽然有火一般的脾气，但待人却有一副慈悲的柔肠。面对度荒的灾年，即便险些蒙受不白之冤入狱，父亲口中从没流露出对偷盗者的抱怨与愤怒。相反，他苦口婆心地向公安人员解释，事情的发生是饥饿难耐所造成的，并希望减轻对窃库人的处罚。

盗窃粮库事件过之后，宽以待人的父亲对这件事只字不提，与窃库人街头相遇，就像什么事未曾发生似的。窃库人的妻子曾多次到我们家向父亲及全家人哭诉和道歉。

卸任生产队长之后的一天，父亲维修家中烟囱时，从高处摔到了地面。经医院诊断，父亲摔折了四根肋骨，其中两根压迫了肺部，并影响了呼吸。那时，我经常看到父亲捂着胸前，脸色蜡黄，整日弯着腰，有时疼得额上往下直淌汗珠。就这样，由于家庭无钱治疗，父亲一忍就是多年。最后，在实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父亲竟背着家人，一人去了城里，把压迫肺部呼吸的两根肋骨割去。从此父亲每天才敢直起腰行走，手臂也从此离开了胸前。至于生性坚强而倔强的父亲接受了谁的帮助，是谁留下了这么大的恩德，是谁交付了住院费？我们如何联系和偿还欠款？父亲直到去世时也没向任何人留下“记号”，也成为我们做儿女的一个不尽的遗憾。

三

父亲与母亲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八个孩子。我记忆中，父亲整天穿打着补丁的黑色布衣褂子，夏秋季节，背后常常泛起白色汗渍。母亲常年一身自染并褪了海蓝色的老式衣服，浑身看上去收拾得干干净净。

计划经济年代，休说读书，就是一大家子吃饭也着实难坏了父母。尽管如此，我们兄弟姐妹八人，没有一个因家庭困难而误了进学校的大门。

父亲有句老话，家里孩子读书，谁能读到哪儿，家里咬着牙也要供到哪儿！

我们家有个特别规定，干活的（务农）就是干活，读书的就是读书。从小学开始，只要进了学校大门，凡是在校读书的人，不需要到生产队做农活挣工分。父亲严厉地说，咱们家读书的专心读书，干活的专心干活。碍于家中的“硬性规定”，对在校学习的孩子，很少参加自家的菜园劳动和自留地种粮，对参加热热闹闹的生产队劳动更是一种奢望。放学后，读书人除了写作业就是看书。有时候顶多“放风”似的到田野里割点羊草，拔拔猪菜，或者能快活地到山里拾点烧草。

为了子女能上好学、读好书，父亲与母亲甘愿牺牲一切。上世纪七十年代，缺路少桥情况到处可见。那时候，正当我年岁相近的兄妹三人，需要早起晚归到十里外的地方上中学。

面对行路难的情况，把儿女安危时刻挂在心上的父亲，再大的雨雪天都从不间断地接送我们外出读书。

1968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当走出中学教室时，吼叫的北风卷着令人恐惧的白雪像撒面一样扑来。从如今的高新区出发，我几乎认不出哪是人行路，哪是田野，只凭着感觉瞧着家乡的方向奔跑。当在途中见到浑身上下像雪人一样迎来的父亲，泪流满面的我一头就扎进了父亲的怀抱……

读高中的时候，正赶上多雨的年份。每当天降大雨，从十里路之外来到村东大河旁，老远就一定会见到身披着蓑衣并翘首相望的父亲。当紧握父亲长满硬邦邦老茧的手一块涉水过河时，那份情感胜过千言万语。难忘的场景留下了永远的激励和力量。

我们家虽然生活拮据，但父亲这个人却有自己的“深谋远虑”。人民公社那个时代，县电影队常常来我们村学校大院放电影。每个人每次票价有五分、八分和一角钱不等。

每逢电影队来到我们村上时，很多孩子缠着家长要钱买票。我们家则不然。开明的父亲总说，电影是个好东西，看了之后能学文化、长知识、懂道理。凡是有电影，父亲就给钱买票，让我们兄弟姐妹正儿八经坐到学校大院里观看能接受多种教育的电影。

小时候看过故事片电影，像刀刻一样铭记在心中，有《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地道战》《昆嵛山下一棵草》《七天七夜》等等。凡是看过的影片，我们兄弟姐妹都耳熟能详。每当年轻的三姐学唱起《英雄儿女》主题歌时，我心里都热血沸腾，从中受到了难得的激励和教益。

父亲的一片苦心，深深植于我们兄弟姐妹的心中。回首年轻时候，在榨油厂工作的大姐，在公社战山河领队的大哥，在区直单位工作的我和三弟，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部队的小弟弟都没有辜负父亲的培养和期望，每个人都心怀大局，以父亲为榜样，以电影上的英雄为楷模，服从分配，以苦为乐，展现了良好的人生和家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宣传岗位上的我，夜以继日地带头总结当地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包括新牟里西关村带头发展经济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安德利集团、恒邦集团等做大做强产业的先进经验。其中，带头总结的牟平家庭建设、牟平发达村扶贫、牟平改进会风和干部作风建设的经验，在山东省乃至全国引起了较大反响，我连续多年获得了“宣传烟台贡献奖”。

父亲过世已经整整四十一个年头。父亲离世之后，故居院子里自然长起了一棵笔直的参天梧桐大树。这大树形似大伞，枝繁叶茂，活力无限，成群喜鹊借以繁衍生息，纵情放飞，各展其志。

仰望大树，总令我思念父亲对社会和家人的一片赤诚，思念父亲钢铁般的行事风格，思念父亲燃烧自己、照亮社会与家人且不留“记号”的无私伟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