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苏

于伯贤

于伯贤烈士的遗物

于伯贤，原名于希增，化名李达，招远市金岭镇中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胶东红色电波的奠基人。从三尺讲台到抗日战场，从教书先生到电台台长，他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书写了一段“投笔从戎赴国难，电波万里连延安”的英雄史诗。

投笔从戎

于伯贤1905年12月出生于招远金岭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8岁入私塾，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1930年返乡，先在招远一中教学，1934年应同窗好友马耀南之邀到长山县中学任教。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与马耀南一起组织抗日武装，参加了黑铁山起义，从教书先生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长山中学作为黑铁山抗日起义策源地，见证了于伯贤投笔从戎的第一步。

1937年深秋，日军飞机刚刚轰炸过附近的城镇，远处的天空还隐约飘着硝烟。长山中学校园里风声鹤唳，教室里早已没了学生的踪影，于伯贤站在窗前，看着这一切，一言不发。

从招远一中来到这所中学担任教务主任，他本想安安稳稳教一辈子书，用知识为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培育一点希望。可如今，连这点希望也要被炮火碾碎了。

几个月前，他已送走了妻儿，说你们先回招远，我随后就来。可他知道，他不会“随后就来”了。他不会打仗，不会带兵，甚至连枪都没摸过，在这个炮火连天的世道里，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一度觉得自己的学问一文不值。“国难当头，岂能心灰意冷？”马耀南推门而入，“热血男儿，应当脱去长衫赴国难，投身到抗日洪流中。”于伯贤转过身，看着这位老同学，沉默了很久，把身上的长衫脱下来，叠好，放在椅背上。“你说得对！”他说，“这身长衫，是该脱了。”

那年冬天，长山县保安大队成立，于伯贤是第一批加入的。12月27日，黑铁山上举起抗日义旗，他随部队起义，成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一员。

创建电台

1938年4月，于伯贤随部队东进胶东，被分配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下属的联合出版社工作，油印小报，宣传抗日。因为工作认真、成绩突出，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13日，胶东区党委机关报《大众报》创刊。凭着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的底子，加上在南京无线电训练班学过的技术，于伯贤被任命为电台首任台长。

这个台长，当得属实不易。那时候，电台什么都没有。连一台像样的收音机都找不着，更别说收发报机了。敌人封锁得紧，外面的东西运不进来，一切都得自己想办法。

于伯贤先自己动手，没有电表，就用小灯泡代替；没有绝缘子，就找来破罐子顶上；没有胶木板，就拿木板拼接；没有刻度盘，用纸和木板自己刻；没有电键，找块竹板削一削凑合着用。

可关键零件还是缺乏，他决定取之于民，跑遍了周边的村庄，从老乡家里搜罗旧电器，拆下还能用的零件。老乡们翻箱倒柜把家里积攒多年的旧收音机、旧电话机都翻了出来。于伯贤如获至宝，一一拆解，把能用的零件小心翼翼地分类收好。

可有些零件，民间根本找不到。他决定冒险，化装成老百姓，偷偷潜入敌占区，几经周折，总算买回一些杂牌的无线电零部件。一路上，他把零件藏在棉袄夹层里，混过一道道关卡，回到驻地时，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

几天几夜，他把自己关在一间小草屋里，对着那些零件拆了装、装了拆。油灯燃尽了一盏又一盏，他的眼睛熬得通红，高度近视的镜片后面，是一双专注到近乎偏执的眼睛。

终于，一部只有三只真空管的收报机，在他手里响了起来。那是1939年9月的一天，他和电台的工作人员，日夜守候在收报机旁，在漫天杂乱的信号中仔细搜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有人开始焦躁，有人怀疑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于伯贤不说话，只是戴着耳机，一动不动地坐着。突然，一个清晰而坚定的讯号出现了。那是新华社的声音！

“收到了！收到了！”有人激动地喊起来。于伯贤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上的雾气，又戴上，仔细听了又听，确认无误。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的表情，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胶东抗日根据地，终于有了自己的“耳朵”！

生死守护

有了“耳朵”，还得有“嘴巴”。于伯贤心里一直装着这件事。他带着电台的工作人员，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艰难转移，一边坚持工作，一边琢磨着怎么把发报机也造出来。

报社长期在敌人包围中周旋，离敌人据点最近的时候，只有十几华里。于伯贤反复叮嘱大家：“我们虽然是电台人员，但要有军事化作风。不论白天黑夜，要做到说走就走，坚决不拖报社后腿。”

1938年冬，他带领电台随胶东区党委从蓬、黄、掖平原向山区转移。昼伏夜行，跨越千余里，背着重重的收发报机和手摇发电机，在敌人的鼻子底下穿行。白天隐蔽在山沟里休息，夜里摸黑赶路，不敢生火，不敢大声说话，连咳嗽都要捂着嘴。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喝几口山沟里的凉水。

1940年2月，于伯贤正在组织抄收新华社播发的重要文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文稿很长，抄收下来需要四五个小时，抄到一半，情报传来：敌人出动了，正朝这边扑来。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有人建议马上撤离，中断抄收。于伯贤站在那里，沉默了几秒钟。

“不能撤！”他说，“这篇文章太重要了，明天的报纸要登。一旦中断，前功尽弃。”他迅速作出决定：继续接收电讯稿，一刻不能停；非电台人员立即转移；立刻请求部队派人阻击敌人，能拖多久拖多久。

敌人越来越近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于伯贤站在收报机旁，一言不发，死死盯着那根颤抖的指针。周围的人在收拾东西，在低声催促，他仿佛什么都听不见，只听见耳机里传来的滴滴答答的电报声。

最后一个电码抄收完毕。“撤！”他一声令下，大家抬起设备，迅速撤离。当他们爬上驻地北面的小山时，身后已经响起了敌人的机枪声。第二天，《大众报》全文刊发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光辉著作，能够及时传递到胶东抗日根据地军民手中，靠的是于伯贤和战友们拼死换来的那几十分钟。

1940年7月，电台转移到招远坡石山。大雨突至，山路泥泞。于伯贤高度近视，镜片被雨水糊住，一脚踩空，抱着收报机跌入深沟。战友们赶去拉他，只见他满头是血，双手却死死抱着那台收报机。

发报成功

1941年8月，《大众报》创刊三周年前夕，于伯贤终于把发报机造出来了。那天晚上，他和副台长葛次元守在机器前反复调试。窗外漆黑一片，屋里只有几盏豆大的油灯。他们用自制的天线，把信号一点一点送出去，失败了，重新来；信号弱了，再调。一遍，两遍，三遍……

“信号怎么样？”于伯贤问。“清晰！稳定！”葛次元的声音有些发抖。于伯贤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又戴上。他站在那里，看着那台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发报机，声音沙哑地说：“同志们，原来我们只有‘耳朵’，今天，我们终于有了‘嘴巴’了！”

首次播发的电讯稿是《我胶东部队再次解放蓬、黄之间重镇——黄城集》，立即被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从这一天起，胶东不仅能听见延安的声音，也能让全中国听见胶东的声音了。

作为胶东电波的奠基者，于伯贤还先后举办四期报务训练班，培养学员二十余人。他平时待人宽厚，但一到训练场上，就变得格外严厉。他反复告诫学员：“要把练习抄报当成真实抄报，不能漏掉一个电码。漏掉一个，就是不可饶恕的大错。”

这些学员后来不仅满足了报社的急需，还支援了军区电台和其他兄弟单位。他们像种子一样，撒向胶东各部队，让更多的“耳朵”能听到延安的声音，让更多的“嘴巴”能把胶东的声音传出去。

血染青山

1942年11月，日寇对胶东军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拉网扫荡”。这是抗战以来胶东最残酷的一次大“扫荡”。日伪军倾巢出动，将胶东半岛围得水泄不通，步步压缩，企图将胶东八路军主力一网打尽。

于伯贤带着电台工作人员，在牙前县北阁子村山区坚持工作，隐于地下，昼夜不息。他们躲在老百姓挖的地窖里，上面盖上木板和柴草，白天不敢出声，夜里才敢出来透透气。收发报机不能停，延安的消息要接收，胶东的消息要发出。机器的嗡嗡声在地窖里回荡，外面稍有动静，大家就屏住呼吸，生怕被人发现。

11月16日，电台驻地还是被敌人发现了。包围圈在收紧，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越来越近。于伯贤迅速组织大家收拾设备，准备突围。他知道，人在，机器在，电台就在。机器没了，一切都没了。

突围开始了，子弹在耳边呼啸，四周都是喊杀声和爆炸声。于伯贤带着大家向外冲，一边跑，一边护着身边的设备。山路上到处是碎石和荆棘，他高度近视，看不太清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着，眼镜被汗水雾气糊住，他也顾不上擦。一发炮弹击中了他。他倒下了，年仅38岁。战友们后来回忆，于伯贤倒下的时候，怀里还抱着那台收报机。

一个读书人，国难当头，脱下长衫，用破罐子和竹板拼出收报机，让延安的声音第一次传进胶东群山。他在突围中倒下，年仅三十八岁。他没有等到胜利，但他架起的那条电波之路，一直通到了胜利那天，甚至更远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