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强

1981年冬，乡下表哥来信，告诉说大妈病得不轻，馋鱼，让我买些。那时，公司内部职工买鱼，要提出合理理由，然后找公司领导批条。我刚从部队转业到渔业公司，根本不熟悉流程，也不认识领导，愁坏了。

当时，我住在东莱兴的一座大杂院里，院子里绝大多数都是渔业公司的职工。隔壁董姓邻居十分热情，是公司某科室负责人，也是个资深烟民。每天从早上起床，他的烟就一根接着一根，全是用旱烟叶卷的“锥子把”，身上嘴里那股烟味很呛人。他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工作狂，干起活来，可以一连好几天不睡觉。他告诉我，有个叫洛政民的公司经理就住在附近，可以找他说明情况，请他批条。我还得知，洛经理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参加革命的那批人，尽管资历深，对公司职工却很好，大家有事求到他，只要能办的，都尽量帮大家解决。

20世纪80年代之前，烟台市里楼房很少，建筑格局更像农村。洛经理家住在一个独门独院的平房里，离我家不足一百米，街门是那种胶东农村常见的带门闩的老式木门。我心急，直接就去了他的家。进到他家才发现，屋里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地下炕上的衣柜也十分老旧。

还没等我开口，洛经理便和蔼地问我有什么事？让我原本还有些忐忑的心，一下子放松了下来。听了我的买鱼缘由，他拿出一张便笺，给我批了十公斤鲜鱼。遗憾的是，这么和善的老革命，第二年便去世了。67年的人生路，长度不长，却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给他的人生增加了厚度。

条子不是批下来就行了，由于是买鲜鱼，还需要等渔船靠港卸鱼时到码头去买，这一块归公司运销科管。运销科专门有一批人，每当渔船卸鱼时，他们人人手拿一把三四十厘米长的铁钩（平日大家都称其为刨钩）出现在码头上，把从传送带运过来的盛满鲜鱼的木头鱼箱用刨钩钩住，拖到指定位置，再由铲车运到冷库。这些人还负责职工的零散购鱼需求，虽然不会在分量上克扣，但毕竟秤有高低，鱼有大小，还是需要有公心的。我与他们一个人都不认识，万一鱼买得不称心，对不起小时候亲我疼我的大妈。

我所在的通信科，科长叫刘培生，40多岁，长得胖胖的，好说笑话，公司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们工作的地点在一处老旧的二层楼上，楼梯是木质的，又陡又窄，上下楼对他来说相当于爬一座山。每当他要上楼或下楼时，他都正着身子，要手抓楼梯扶手，侧着身一步一步往上挪，每走一趟，都累得气喘吁吁。

我向刘科长打听，认不认识运销科的，他说：“我帮你说明一下情况吧。”一通电话后，办公室走进来一个人，长得和刘科长截然相反，人瘦得像一根棍，一笑，眼就会眯缝成一条线，脸上堆起一道一道褶子。他叫孙平录，正是运销科拿刨钩的人之一。他俩一见面，便互相调侃起来，刘科长说要把他当画贴到墙上；孙平录则说要操持块渔网给他把肚子兜住，省得哪天不小心掉到地下……最后，他俩说到了我买鱼的事，孙平录一口应承，说他们运销科都是一碗水端平，不会针对任何人。

相由心生，我从外表就能看出孙平录是个老实人。事实也的确如此，孙平录干工作从不斤斤计较，人缘极好，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虽然快60岁了，但说话脸红，目光躲闪，那表情好像不是我求他，而是他有事求我。

那天早上，孙平录打电话给我，让我去码头。天很冷，风又大，码头上的积雪尚未完全融化，天上又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他穿着一件旧的蓝大衣，戴一顶蓝棉帽，手拿刨钩，佝偻着身子站在浮桥上，仔细观察着从船上卸鱼的情况。海面猛地刮起一阵强风，他踉跄了几步，赶紧把身子背过来。风雪中的他显得愈发单薄，嘴里哈着气，两个脸腮像紫红色的鸡冠，看样是冻透了。我问他冷吗？他说习惯了。其实每个团队，都有自己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独特文化，而渔业工人的品质就是吃苦耐劳。

孙平录为我称了鱼，我也完成了表哥交代的买鱼任务。

互相帮助乃人际交往中最温情的一面，老董、洛经理、刘科长、孙平录等人身上的人情味至今仍在我眼前萦绕，温暖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