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非

一

台湾著名作家王鼎钧先生在回忆录《关山夺路》中，曾经提及过烟台联合中学，那是由志孚、国华、崇正、崇德、益文、中正六所学校部分师生组成的，其中的“志孚中学”乃烟台一中的前身。“联中”之谓，大概最早见于此。

战乱年代，许多学校合并重组并不稀奇，譬如抗战初期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私立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就颇为著名。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依然培养出众多名满天下的学者，令后世景仰。

虽然无法与上述名校同日而语，但几十年前蓬莱县（今蓬莱区）的众多联中，也有着深深的时代印记。

年近九旬的蓬莱一中老教师周德惠先生回忆，1962年夏天他从山东师范学院政史系毕业后，分配到了福山一中。由于眷恋家乡，一直想回蓬莱，直到九年之后，方才如愿。县城的一中大家都想往里钻，岗位有限，自己又是外来户，只得去了于庄公社高中。

他说，“文革”前蓬莱县只有两所完全中学，蓬莱一中之外，就是位于大辛店公社驻地的二中了，1964年该校由于高考成绩出众，郭沫若先生还为其题写了校名。而于庄高中是1969年秋假设立的。

周先生的记忆很准确，那年蓬莱县各公社都设立了高中。初中则改为几个大队联办，所谓联合中学，简称联中。彼时，全县二十三个公社共有小学四百六十多所，联中二百二十六所。至于小学，除了县城的郝斌小学、姚琪小学，公办小学全部下放，每个大队都有一处。

急剧膨胀的规模，使得校舍、师资、教学仪器都出现紧张，小学绝大多数为复式班，两个年级甚至三个年级在一个教室由同一位老师授课。1975年我在龙山店公社正晌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时依然如此。我教的就是复式班，一年级和四年级共处一堂，全部课程由我一人讲授。

联中条件好些，不过师资依然大打折扣，小学公办教师升格后成了骨干。“老三届”，也就是1966、1967、1968年毕业的高中和初中生毕业离校时间皆为1968年，正赶上学校扩大的节点，几乎都搜罗进了学校教书。高中毕业的大多去了公社高中，初中毕业生则分布在各个联中，皆为民办教师。

蓬莱如此，烟台其他县市亦然，甚至整个山东省也是大同小异，持续了十多年。恢复高考后，随着教育资源的不断整合，联中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联中虽为联办，真正的管理权却在公社和县里的文教组，具体说了算的则是公社的文教助理。彼时全国推广“北京六厂二校”军宣队入驻经验，后来衍生出了工宣队进校，农村则为贫宣队进校，所谓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不过，联中涉及的地域不大，乡里乡亲、宗族势力往往成为主导，贫宣队影响有限，更多是象征性的。

联办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各村在人财物上要有相应的支出。譬如民办教师都是从联办各村挑选的，按整劳力记工分，酬劳均由各村自行负担。学校场地及菜地由驻地村提供，相邻的村子就得从自己辖属范围调整地块补偿，诸如此类。

二

1970年7月29日，我回到故乡蓬莱县龙山店公社石门曲家村时不满十四周岁。回乡之前，我曾在云南大理一中和二中分别读过一段时间的初中，那里的校园都很美丽。

大理一中本为云南提督杨玉科的府第，调任前他捐出了宅子办学，最初为“西云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新学。学校一进四院，每围都由两层木质楼房环绕，花团锦簇，古树参天，苍山的溪流顺着浣渠钻入庭院，汇聚成一湾潭水，别有情趣。大理二中所在地亦不寻常，民国时期大理闻人在紧邻洱海的喜洲修筑了一片中西合璧的白族民居建筑群，规模宏大，学校就位于其间。

在故乡，新的学校为石门张家联中，周边八个村联办，自南向北依次为谭家沟、石门曲家和张家、响水湾吕家和李家，以及东面的孙家沟、井湾子高家和周家。只有三排平房，没有院子，北面两排是六个教室，南面那排是教师办公室、宿舍及伙房条件有天壤之别，很长时间都难以适应。

初期课本也很特别，由山东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写。政治课教材为《毛泽东选集》，语文教材的名称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不可战胜的》，人物有战争年代的董存瑞、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和平时期的向秀丽、雷锋、王杰、欧阳海，以及新涌现的刘英俊、蔡永祥、门合、年四旺等，包括原济南军区的盛习友、王士栋。数学以外，物理、化学混编为《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

教师住校，礼拜六放学后方能回家，礼拜天不能耽误晚上统一备课。校长吕圣浩，四十岁左右，皆称“大号”。学校不大，他管得具体，自然就有喋喋不休之嫌，这个绰号谐音语义都包含了，有点水平。其实吕校长挺厚道，他的面庞在我脑海十分清晰，若是健在，米寿之上矣！

语文教师李恩光前额宽阔，目光炯炯有神，仿佛饱读诗书。某次他拿了张《大众日报》，读了一篇大概他认为有些美感的文章，问同学们什么体裁？我那时候刚知晓散文概念，觉得应该差不多，就说了出来，李老师立刻对我刮目相看。

彼时每年国庆节、元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都会发表两报一刊社论。1971年初，李老师给我们出了个作文题：《乘着元旦社论的东风胜利前进》。如此内容对于我们过于高深，只得东拼西凑抄报纸，但是顺溜起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的文章里写了句“元旦社论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体现”，他认为“体现”二字用得好，大为赞赏。很快吕校长也叫我小作家。全公社联中运动会时，我们联中的稿件都由我包了。

教化学的金老师年轻和善，面庞白里透红，人长得好看，是我们村南面谭家沟人，民办教师。有一次放学后与其同行，她对我的处境很同情，感觉像姐姐一样。后来她去了泰安农学院读书，临别时我有些不舍，眼泪都快出来了。毕业后她留校待在了泰安，后来出差时我还去看过她。

教物理的男老师家是学校驻地的，“家属还乡”期间随父母返乡，大连口音明显，妹妹与我同班。那时我十几岁，尽管压抑，男孩儿天性中的调皮还是时有显露。有一次他批评我，竟以那个年代我父亲的所谓“问题”侮辱一个孩子的人格，让我内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多年后，他曾有私事辗转托人找我，虽然时过境迁，我心里依然不大舒服。睚眦必报非余之脾性，不过也没帮他。身为人师，本当通达事理，明辨是非善恶的。

三

1971年麦假后不久，母亲境遇略有改善，从得口店代销点调到小门家供销社，我亦随之转到小门家联中。公社驻地的学校，条件好了许多，不像石门张家联中，校舍如农家屋子。一个大大的院落，转圈都是黄色的房子，高高大大，仿佛小时候见过的云南讲武堂一样，竟然有些法式风格。这里的学生多了不少，显得热闹。

第一天，我就引起了体育老师张泽勋的注意。他用篮球教学生打排球，几个示范动作后，让大家轮流学发球。阴差阳错，我一出手，竟然发得很漂亮，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我是个毫无体育天赋的人，从来没捞着参加什么比赛。游泳略微好些，那是因为刻苦。张老师把我表扬了一番，大概以为我从外地回乡，曾经受过训练。他想组建个排球队，让我课外活动时参加集训，结果很快露馅了。

张老师戴着眼镜，古铜色脸庞，显得很威严。他当兵出身，1948年去了队伍上。后来他所在部队整体转为公安军，他官至连级。彼时《地道战》为当家电影，他经常学着鬼子山田抽出指挥刀的样子大吼一声。就是这一声，他那点威严全没了，我们根本不怕他。

张老师的口头禅乃“溜的乎也”，那时我们已经学会“溜之乎也”，有人说他是故意的，也有人说他压根儿就不懂。张老师离休后，待遇不错，一直住在老家小门家镇下炉村。大约十年前我去看过他，感觉高速公路的一座桥就在他家头顶，觉得太吵。他说人老了，有点动静热闹。不知如今健在否？

语文老师于贵清在小学代过课，后来转为公办教师，只读了一年高中就因家贫辍学。他是那种绝顶聪明的人，哪门课都拿得起来，学生也爱听。

我分到他的班级时，第一次的作文题目是：分清敌友，搞好革命——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还是前边说过的，这种题目大家只能抄报纸。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认识的深度，十几岁的娃娃谁也上不去，就看缀句成文的功夫了，没想到我的作文也受到他的赏识。

那时候书籍缺乏，报纸是阅读的重要途径。他喜欢剪报，有一次把从《烟台日报》剪下来的两篇文章给我看，一篇为《灯塔颂》，开篇的句子依然记得：“每当夜幕临空，浩瀚的海面上闪烁着一盏明亮的灯塔……”；另一篇是《水滴石穿的启示》，讲的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彼时领袖号召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此类文章大行其道，里面有句话印象深刻：“微小量的积累，可以造成巨大质的飞跃。”

文章贴在一本旧的《红旗》杂志上，他让我当晚抄完，第二天必须还给他，当宝贝似的。我也当宝贝一样，觉得写得太好了。后来有位姓韩的女老师从青岛跟着丈夫还乡来到学校，只能教语文，于老师就改教了数学。

于老师也就比我大七八岁，我很快成了他的小朋友，他和另外几位老师睡在一铺大炕上，晚自习后有时我在他那儿玩，时间晚了就不回家了。母亲知道我在哪里，也就懒得管我了。有天晚上肚子饿了，他带着我去仓库偷花生米吃。我很兴奋，老师领着偷，是另外一种心情。于老师学着孔乙己的语调说，读书人窃书不算偷，肚子饿了弄点长果啖，也不算偷，再说这是自己的劳动成果。

他这话有水分，学校的地虽是老师领着种的，但活儿大都是学生干的。彼时落实“五七指示”，成天在地里忙乎。种菜大都是傍晚浇水，唯独黄瓜要大晌午顶着日头浇，男生常被叫去干这活儿。劳动成果大都改善了老师的伙食，也有些进项则弥补了教学经费的不足。

学校厕所的粪坑在院墙外面，村里人总是偷粪，校长张百川看得很紧，稍微积攒些，就让挖出来。我们把泥土推入粪坑拌成半干状再掘出来。当时毕竟年纪小，干这活儿挺费力，同学们只得先掘出一头清出场地，然后跳进粪坑往外撂，学校买了几双雨鞋，大家轮着穿，谁都得下去。

后来我升高中，推荐选拔，只有28%的升学率，我因为父亲的关系，很困难。母亲豁出去了，找到了时任公社党委书记贾桂镇。母亲转业后被分到天津市委组织部，曾经长期搞人事工作，会与干部交流，我这才勉强读了高中。

彼时上级推荐了几本书让大家读，有一次回联中，教导处李主任让我问问高中老师，《国家与革命》中的“容克”何意？我刚好根据文意琢磨过，说大概是“地主”的意思吧！有人不以为然，李主任说，小门家公社最高学府的人都说了，咱们联中听人家的。我很得意。

母亲不久又调走了。那个年代，有些人不把别人折腾得灵魂出窍，是不肯消停的。我总不能再转学，母亲于是租了联中化学老师张钦元家的北屋，把我安顿在那里。张老师是烈士子弟，一家人都很厚道，嘘寒问暖，我至今感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