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士同

本期人物

尤凤伟（1943年-2021年），山东牟平人，当代著名作家。曾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青岛市文联副主席、青岛市作家协会主席，出版有文集、自选集、小说集数十种，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中学毕业后，尤凤伟在工地拉大板车，受一件事触动创作了《一片读书声》，发表在《烟台日报》，得5元稿费，是为处女作。成为专业作家后，尤凤伟创作了大量高质量的长、中、短篇小说。

其中，短篇小说《白莲莲》获全国第二届儿童文学奖、短篇小说《为国瑞兄弟善后》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的十部短篇小说之一；中篇小说《生存》改编的电影《鬼子来了》获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以及日本每日电影大奖。

出版有长篇小说《中国一九五七》《泥鳅》《色》《衣钵》《百合的江湖》等，其中《中国一九五七》列2001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榜首、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被评选为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最佳长篇小说。

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增长，但过了七十岁，毕竟已是“古稀之年”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尤其如此。诚然，即便到了八十多岁还在继续创作的作家不是没有，但像尤凤伟这样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且把小说写得越来越精彩的作家，恐怕并不多见。

依敝人的浅识，一个作家的生命力首先应该体现在他对社会、对人生敏锐的感觉，深刻的洞察和矢志不渝的情怀上。倘若一个作家对社会对人生感觉迟钝、熟视无睹且漠然处之，或者一味卖弄些花里胡哨的语言和技巧，那就真的说明他确实已经老了，只能靠以往的“名声”来勉强维持自己的文学生命。

我认识凤伟是在1979年第5期的《上海文学》上，那时我还卜居在江南，与当时的青岛文学界毫无瓜葛。但那一期《上海文学》上的一篇题为《清水衙门》的小说，令我眼前蓦然一亮，不仅从此记住了尤凤伟这个名字，还从小说的背景“沅头水库”断定他是青岛的一位作家。我这么说真不是什么故作姿态，媒体曝光秦皇岛供水公司经理的贪腐案例时，我一下子联想到多年前的这篇《清水衙门》。从收受一小筐鸡蛋，到贪污1.2亿人民币、37公斤黄金和68套住宅，除了令人惊讶不可思议之外，不能不佩服凤伟当年的敏锐感觉和深刻洞察了。称《清水衙门》为新时期文学中第一篇“反腐小说”似乎不过分，尽管我并不喜欢这种以题材来给小说分类的做法。

后来我移居青岛了，按说应该认识一下这位知名作家了，用“江湖”上的话说，怎么也该“拜拜码头”吧？但我这个人一向疏于交际，不善于接近领导、结识名人，再说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一件纯个人的事情，故与他在十多年里并无什么交往，依然是在他的小说里认识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小说经历了所谓的“伤痕”“反思”“寻根”“现代”（或曰“先锋”）等一系列的变化，可我发现凤伟却并不为任何时尚的文风所动，只顾沉浸在自己对小说的感觉和认知之中，继续他对社会对生活对人性的挖掘与思索，而且每隔几年就有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飞跃。

你很难用一个什么“类型”什么“派”去界定他，但他的小说又明显地师承了俄罗斯和欧美的批判现实主义。不少评论家都喜欢把凤伟说成是一个“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我却并不认为“会讲故事”是对一位小说家的褒扬，因为“故事”并不等于“小说”，会讲故事的人多了去了，一个目不识丁的老农也时常会讲出一些趣味盎然的故事来。过于关注凤伟小说的故事性，无疑就会淡化他的小说内在的人文内涵和批判精神。像《中国一九五七》和《衣钵》这两部堪称杰作的长篇，要说故事还真没多少吸引人的东西，可从真实而深刻地表现“反右”和“土改”这两起重大的历史事件来讲，恐怕在当代小说中尚无出其右者。不少评论者都特别推崇《中国一九五七》，仅此书名就足以传世了。其实，《衣钵》的成就也不可小觑，它的双线结构，将历史与现实相辉映，其批判精神尤为显著。中篇小说《中山装》，则延续了这一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衣钵》的封面是隋建国先生的雕塑作品“中山装”的图片（该雕塑的题目就叫“衣钵”），而《中山装》就直接用这一“衣”名了。个中意味之深长，读者是可以品咂出来的。我总觉得凤伟的小说犹如一杆焊枪，焊接着历史与现实，而且焊接得严丝合缝。“石门”系列也好，“抗战”系列也好，“土改”系列也好，“五七”系列也好，无不如此。细心的读者完全可以从这一个一个的系列中，去感受七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去体悟至今仍然存在的各种社会病灶的深层诱因。

前面说了“小说”不等于“故事”，但好的小说又往往不能没有好的故事，关键在于小说家是为讲故事而编故事呢，还是以合情合理引人入胜的故事来塑造人物的性格和表现人物的命运？凤伟小说中的故事无疑属于后者。他的叙述从来都是不紧不慢，乃至不动声色，决不会单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去猎奇和生编滥造。像他的《为国瑞兄弟善后》，简直就是在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可在那娓娓道来的后面，暗含的却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案件。智障者的无奈与无告，全都隐于对一家一家的“善后”过程中了，真是令人欲哭无泪，满怀一种透心的悲凉。人们都称赞他的小说结尾十分出彩，但这些结尾并非为了追求某种意外的离奇效果，完全是出于深化小说主题和凸显人物性格的需要。比如《晴日雪》《风雪迷蒙》《门牙》《替妹妹柳枝报仇》《空白》等等，哪一篇的结尾不是生活本身潜在的逻辑使然？却又是那样刻骨铭心难以忘怀。不动声色的叙述是凤伟小说一个突出的特点，他的叙述语言也好，人物语言也好，都很干净很有节制，从不卖弄，从不故弄玄虚，也没有那些叠加起来没完没了的修饰语和排比句，一点都不“汪洋恣肆”。我始终把“文学是人学”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当作文学的两个经典定义，而凤伟的小说恰恰在这两方面展示了他的思想、情怀和才华。

小说写得不动声色，为人处世同样不动声色，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品即人品”吧？我和凤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在1990年，那时即墨有位企业家在他开发的“天下第一村”里，建了一座“青岛作家楼”，意在为青岛作家提供一个安静写作的地方。那年春天，青岛市作家协会替我请了创作假，安排我去作家楼专心写作。去的那天就是凤伟送我去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和他“正式”交往，之后才逐渐频繁起来，但真正“密切”则是退休之后。别看他写起小说来一篇接一篇，平时却少言寡语，往往是别人说得多他说得少。我们也经常就一些社会问题、文化现象争论不休，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说来惭愧，我比他要年长两三岁，可每逢此时总是他让着我。

周围的人包括比他小一二十岁的，都叫他“老尤”，没谁把他这个青岛市作家协会主席当回事儿。他作为主席也无非就是为大家做点实事，比如为谁的作品开个研讨会啦，搞个小说评奖活动啦，为出书难的作家策划一套丛书啦。我一开始是称呼他“凤伟”的，后来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大家叫他“老尤”了。

老尤就是这么随和随意，我都不知道除了文学他还有什么爱好。平时都懒得出门，窗外就是大海，但他既不钓鱼也不游泳；退休前有时中午还在作协与文友们打打“勾级”，退休后连这点爱好都没了。即便是对文学，他也只钟情于小说。在生活上，老尤也是吃得简单穿得随便。文联开大会，主持人嘱咐他上台讲话时务必着装郑重些，穿西装系领带，他却偏偏穿一身休闲服上去。有一年，上海一家出版社为到会的作家每人量身定做了一套时髦的“唐装”，他居然不要，后来实在却之不恭便拿回去送人了。这么些年来，我发现他唯一的奢侈就是“打的”，不过就是为了节省点时间不去挤公交车而已。他夫人曾对我说，家里“打的”的发票有满满一大盒子。后来购置了一辆小汽车，夫人则身兼秘书和司机，自然方便了许多，只是在这座有着几十万辆公车私车的城市里，他那辆普通尼桑顶多算是一只甲壳虫吧！

也许，正因为写小说是他唯一的爱好，或者说就是他的生命，所以尽管已过古稀之年，佳作依旧频频问世，尤其是一些中短篇越写越精到。《相望江湖》《岁月有痕》《残余时间》《中山装》《鸭舌帽》《金山寺》等等，不仅仅脍炙人口，其人文精神与人性关怀更是令人感动。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不仅表现在作品中，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上。

记得2013年年底，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莱芜某铁矿恶意欠薪的新闻，不仅矿上伪造了收条，公安机关还拘留了若干名讨薪者。新闻播出的当晚，老尤就给我电话，约我同去莱芜调查，为农民工兄弟讨还公道。我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都被拒之门外，让当地的相关部门推来推去，你我两个退休老头，谁理咱们？但他却执意要去，还约请了另外两位朋友，意欲以自己的绵薄之力，披露真相伸张正义。正在商量去不去怎么去的时候，忠于职守的央视记者再次前往莱芜调查，上级机关“高度重视”，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不然，老尤真的会不顾春节将近，冒着严寒赶往鲁西呢！一名作家或者说一名知识分子，倘若只是在自己的书写中煞有介事地大讲什么公平正义道德修养，而一旦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邪恶时，选择了沉默，这跟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又有什么区别呢？

《魂归何方》是老尤的又一次突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对生命的终极关怀。浓浓的乡情与亲情，不正浓缩了他一以贯之的大悲悯么？年复一年，他总是不断地往自己的小说输入新的血液注入新的抗体，于是，他也就在自己的小说中永葆青春了。老尤不老，小说中的他如此，生活中的他也是如此——这后一点，他那活泼可爱的女儿一朵最清楚，因为小一朵一直以为她爸爸五十几岁呢！

作者简介

柳士同，笔名周拓，生于四川万县。作家，从事文学创作数十年，已发表诗歌、散文、小说、随笔杂文、文学与文化评论300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各地（包括港台）的报刊杂志。结集出版有诗集《柳士同抒情诗》《柳士同诗稿》《高地的玫瑰》（与人合集），小说集《黑森林酒吧》，随笔杂文集《独步晨昏》《拣尽寒枝》《杂树生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