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玉臻

蓬莱有个村子名叫“水城村”，乍听之下，让人不免心生疑惑：这究竟指的是一座城，还是一个村？若为城，何以称“村”？若为村，又何以冠“水城”这般宏阔之名？它到底是城市中生长出来的村庄，还是村庄蜕变成了城市的模样？这一地名上的“悖论”，恰恰是蓬莱这片土地最为独特的一层文化密码。

名号更迭中的历史潮汐

要厘清“水城村”的来龙去脉，需先循着丹崖山下的海风，一路回溯。

北宋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此地名曰刀鱼寨。它非村亦非城，而是寨——因停泊着一种名为“刀鱼舡”的战船而得名。当时，朝廷沿画河入海口垒筑沙堤，驻屯水兵数百，以防契丹南下。此时的刀鱼寨是军港的雏形，硬朗而肃杀，与“村”字全然不搭界。

及至明洪武九年（1376年），朝廷在刀鱼寨的旧基之上，引海水入壕，砌砖石为墙，修水门以通舟楫，立振扬门以壮威仪，蓬莱水城方初具规模。后因戚继光在此练兵备倭、御寇海疆，民间遂称之为“备倭城”。城内小海面积达七万平方米，战舰藏泊于内，炮台列峙于岸，乃明代北方最为紧要的军港，亦是“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之咽喉要冲。

数百年间，就在这城墙之内、小海之滨，渐渐有了民居烟火。天南海北的军户、渔民、商贩，其中尤以山东金乡移民为多，数十上百个姓氏聚族而居，在城隅隙地、码头侧畔、营房周边搭屋安家，娶妻生子，繁衍生息。明代，这里分为东营、西营，本属军事编制，日久却演化为村落格局的骨架。

城，是国家的城；村，是百姓的村。城垛口抵御的是倭寇的惊涛，村巷里飘散的是熬鱼的鲜香。这方水土，从来便是“城”与“村”叠印交融之地。

“城中村”还是“村中城”

新中国成立后，此地正式定名为“水城村”。三字落定，两头占尽——

谓之“城中村”，并不委屈。它位于蓬莱老城西北侧，在府城脚下、市廛之间，被登州府城与现代城区层层环抱。后归蓬莱阁街道管辖，2002年“村改居”为水城社区，年轻人或出海或务工，虽外观上与城市并无二致，但骨子里仍留存着村落的血缘脉络与社火记忆。

谓之“村中城”，亦非夸饰。在这里，一座完整的明代军港——城墙巍然，水门犹存，小海澄碧，备倭都司府与古船博物馆列陈其间——硬生生地被压在一个自然村落的肌理之上。行走在水城村的窄巷里，脚下是玄武岩碎石铺就的老路，抬头即可触摸历经数百年沧桑的城砖；村民院中晾晒着渔网，墙外便是戚继光当年点兵的校场。这岂非“村中驮着一座城”？

然则细加体味，它既非纯粹的“城中村”，亦非浪漫化的“村中城”，而是一种更为坚韧的存在——“城村共生”的活态样本。城未曾吞没村，村亦未曾覆盖城。军寨蜕变为渔村，军户流转为村民，备倭的刀光化作了赶海的舢板，而“水城”二字始终倔强地置于“村”前，仿佛留给后人的一声叮嘱：别忘了，咱们这屋宇之下，压着宋代的寨、明代的城。

城为骨，村为肉

中国地名素重“名实相符”，然“水城村”三字，偏偏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水城”乃官方叙事，军事要冲，宏大庄严，登州港、刀鱼寨、备倭城，层层叠加，蔚为厚重；“村”乃民间视角，渔猎生计，烟火日常，是东营西营的嬗变，是晒网的婆姨、嬉闹的孩童、小学校里的朗朗书声。

将这两者叠合为一，非是粗疏，而是坦诚——它不故作姿态，存留着城的威严，也不勉强自己作为村的素朴，正如蓬莱人说话，爽直而不绕弯：城是咱的城，村是咱的村，叫一声“水城村”，何妨？既有戚继光的海防壮怀，也有老辈人的渔盐岁月；既有画河改道的匠心智巧，也有密神山下的根脉绵延。名字里那点“拧巴”，怕什么？日子过得踏实，比什么都强。

如今再访水城村（今水城社区），老一辈人还会指着振扬门说：“那门楼子是城的，门洞里乘凉的是村儿的。”一句话，将千年的历史折叠，说得云淡风轻。

城会老去，村会生长，而名字里的这道褶皱，恰是蓬莱最堪品读的纹路。它既非“城中村”那般待拆的过渡，亦非景区里一代传一代的古董；它是由刀鱼寨的浪、备倭城的石、军户的姓氏、渔民的网具等一层层夯筑而成——城为骨，村为肉。

水城村，是蓬莱为自己留存的一口活着的历史气息，是潮声与烟火交织成的、不曾断绝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