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苏

于伯贤（原名于希增，化名李达）是招远市金岭镇中村的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胶东红色电波的奠基人。从三尺讲台到抗日战场、从教书先生到电台台长，他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书写了一段“投笔从戎赴国难，电波万里连延安”的英雄史诗。

投笔从戎

1905年12月，于伯贤出生于招远金岭一个殷实的农民家庭，8岁入私塾，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1930年，他返乡后在招远一中教学，1934年应同窗好友马耀南之邀到长山县中学任教。

1937年深秋，日军飞机刚刚轰炸过附近的城镇，远处的天空还飘着硝烟。长山中学校园里风声鹤唳，教室里早已没了学生的踪影，于伯贤站在窗前，看着这一切，一言不发。

他本想安安稳稳教一辈子书，用知识为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培育一点希望。可如今，连这点希望也要被炮火碾碎了。“偌大的华北，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他喃喃自语，眉头深锁。

几个月前，他送走了妻儿。他对妻子说，你们先回招远，我随后就来。可他知道，他不会“随后就来”了。他舍不得这所学校，舍不得那些学生，更舍不得在这个国家最需要人的时候转身离开。可他不会打仗、不会带兵，甚至连枪都没摸过。

“国难当头，岂能心灰意冷？”马耀南推门进来，“热血男儿，应当脱去长衫赴国难，投身到抗日洪流中。”于伯贤转过身，他看着这位老同学，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走到衣架前，把身上的长衫脱下来，叠好，放在椅背上。“你说得对，”他说，“这身长衫，是该脱了。”

那年冬天，长山县保安大队成立，于伯贤第一批加入。12月27日，黑铁山上举起抗日义旗，他随部队起义，成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一员。从那一刻起，招远人于伯贤，不再是教书先生了，他已然是胶东大地上勇敢投笔从戎的班超了。

创建电台

1938年4月，于伯贤随部队东进了胶东。他被分配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下属的联合出版社工作，负责油印小报、宣传抗日。因为工作认真、成绩突出，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13日，胶东区党委机关报《大众报》创刊。凭着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的底子，加上在南京无线电训练班学过的技术，于伯贤被任命为电台首任台长。

这个台长，当得属实不易。那时候，电台什么都没有。连一台像样的收音机都找不着，更别说收发报机了。敌人封锁得紧，外面的东西运不进来，一切都得自己想办法。没有电表，于伯贤就用小灯泡代替；没有绝缘子，用破罐子顶上；没有胶木板，就用木板拼接；没有刻度盘，用纸和木板自己刻；没有电键，找块竹板削一削凑合着用。能做的他都做了，关键零件还没凑够。

他决定取之于民。他跑遍了周边的村庄，从老乡家里搜罗旧电器，拆下还能用的零件。有些老乡听说他是为八路军修电台，翻箱倒柜地把家里积攒多年的旧收音机、旧电话机都翻了出来。于伯贤如获至宝，一一拆解，把能用的零件小心翼翼地分类收好，等着派上用武之地。

可是还是不够。有些零件，民间根本找不到。他决定冒险。他化装成老百姓，偷偷潜入敌占区，几经周折，总算买回一些杂牌的无线电零部件。一路上，他把零件藏在棉袄的夹层里，混过一道道关卡，回到驻地时，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

随后的几天几夜，他把自己关在一间小草屋里，对着那些零件拆了装、装了拆。油灯燃尽了一盏又一盏，他的眼睛熬得通红，高度近视的镜片后面，是一双专注到近乎偏执的眼睛。

终于，一部只有三只真空管的收报机，在他手里响了起来。那是1939年9月的一天，他和电台的工作人员，日夜守候在收报机旁，在漫天杂乱的信号中仔细搜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有人开始焦躁，有人怀疑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于伯贤不说话，只是戴着耳机，一动不动地坐着。突然，一个清晰而坚定的讯号出现了。那是新华社的声音！

“收到了！收到了！”有人激动地喊起来。于伯贤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上的雾气，又戴上，仔细听了又听。确认无误后，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的表情，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胶东抗日根据地，终于有了自己的耳朵！

生死守护

有了耳朵，还得有嘴巴。于伯贤心里一直装着这件事。他带着电台的工作人员，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艰难转移，一边坚持工作，一边琢磨着怎么把发报机也造出来。

他们长期在敌人的包围中周旋，离敌人据点最近的时候，只有十几华里。于伯贤反复叮嘱大家：“我们虽是电台人员，但要有军事化作风。不论白天黑夜，要做到说走就走，坚决不拖报社后腿。”

1939年冬，他带领电台的工作人员，随胶东区党委从蓬、黄、掖平原向山区转移。大家昼伏夜行，跨越千余里，背着重重的收报机和手摇发电机，在敌人的鼻子底下穿行。白天，他们隐蔽在山沟里休息；夜里摸黑赶路，不敢生火，不敢大声说话，连咳嗽都要捂着嘴。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喝几口山沟里的凉水。

1940年2月，发生了一件至今想起来都让人后怕的事。那天，于伯贤正在组织抄收新华社播发的重要文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文稿很长，抄收下来需要四五个小时。抄到一半，情报传来：敌人出动了，正朝这边扑来。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有人建议马上撤离，中断抄收。于伯贤站在那里，沉默了几秒钟。

“不能撤！”他说，“这篇文章很重要，明天的报纸要登。一旦中断，前功尽弃。”他迅速作出决定：继续接收电讯稿，一刻不能停；非电台人员立即转移；立刻请求部队派人阻击敌人，能拖多久拖多久。

敌人越来越近的消息不停地传来。于伯贤站在收报机旁，一言不发，死死盯着那根颤抖的指针。周围的人在收拾东西，在低声催促，他仿佛什么都听不见，只听见耳机里传来的滴滴答答的电报声。

最后一个电码抄收完毕。“撤！”他一声令下，大家抬起设备，迅速撤离。当他们爬上驻地北面的小山时，身后响起了敌人的机枪声。第二天，《大众报》全文刊发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这篇著作能够及时传递到胶东抗日根据地军民手中，靠的是于伯贤和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那几十分钟。

1940年7月，电台转移到招远坡石山。大雨突至，山路泥泞。于伯贤高度近视，镜片被雨水糊住，一脚踩空，抱着收报机翻入深沟。战友们赶去拉他，只见他满头是血，双手却死死抱着那台收报机，一刻没有松开。他爬起来，抹掉脸上的血水，继续赶路。收报机完好无损。

首次发报成功

1941年8月，《大众报》创刊三周年前夕，于伯贤终于把发报机造出来了。那天晚上，他和副台长葛次元守在机器前反复调试。窗外漆黑一片，屋里只有几盏豆大的油灯。他们用自制的天线，把信号一点一点送出去。失败了，重新来；信号弱了，再调。

“信号怎么样？”于伯贤问。“清晰！稳定！”葛次元的声音有些发抖。于伯贤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又戴上。他站在那里，看着那台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发报机：“同志们，”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原来我们只有耳朵，今天，我们终于有了嘴巴了！”

首次播发的电讯稿是《我胶东部队再次解放蓬、黄之间重镇——黄城集》，立即被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从这一天起，胶东不仅能听见延安的声音，也能让全中国听见胶东的声音了。

作为胶东电波的奠基者，于伯贤还先后举办过四期报务训练班，培养学员20余人。他反复告诫学员：“要把练习抄报当成真实抄报，不能漏掉一个电码。漏掉一个，就是不可饶恕的大错。”

血染青山

1942年11月，日寇对胶东军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拉网扫荡”。这是抗战以来胶东遇到的最残酷的一次大“扫荡”。日伪军倾巢出动，将胶东半岛围得水泄不通，企图将胶东八路军主力一网打尽。

于伯贤带着电台工作人员，在牙前县北阁子村山区坚持工作，隐于地下，昼夜不息。他们躲在老百姓挖的地窖里，上面盖上木板和柴草，白天不敢出声，夜里才敢出来透透气。外面稍有动静，大家就屏住呼吸，生怕被敌人发现。

11月16日，电台驻地还是被敌人发现了。包围圈在收紧，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越来越近。于伯贤迅速组织大家收拾设备，准备突围。他知道，人在，机器在，电台就在；机器没了，一切都没了。

突围开始了。子弹在耳边呼啸，四周都是喊杀声和爆炸声。于伯贤带着大家向外冲，一边跑一边护着身边的设备。山路上到处是碎石和荆棘，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着，眼镜被汗水雾气糊住，他也顾不上擦。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倒下了，年仅38岁。战友们后来回忆，于伯贤倒下的时候，怀里还抱着那台收报机。他一句话都没留下。

一个读书人，国难当头，脱下长衫，用破罐子和竹板拼出收报机，让延安的声音第一次传进胶东群山。他没有等到胜利，但他架起的那条电波之路，一直通到了胜利那天，甚至更远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