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07月10日
曲延科
在清代宁海州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曾涌现出一批极具个性的文化名人。他们虽身处不同的时代,却各自在历史的画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下面介绍的这四位文人,或守正、或执着、或洒脱、或孤高,他们以各自的人生轨迹,共同铸就了宁海州深厚而多元的文化底蕴。
孔尚先
恪守礼教,笃行儒风的圣裔
孔尚先,字绳武,号念蒂,清代宁海州东门里人。他的一生,无论是贫贱还是显达,始终将儒家的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儒家风范的杰出践行者。
孔尚先早年家境贫寒,常面临“粗茶淡饭难以下咽、衣衫褴褛难以蔽体”的窘境。但物质的匮乏从未消磨他的精神意志。他每天前往私塾读书,路经文庙棂星门时,无论寒暑风雨,必定停下脚步,整理衣冠,恭敬地行端拜之礼后才肯离去,一日三次,风雨无阻。这种对至圣先师的无限敬畏与数十年如一日的虔诚,正是他学问与品德日益精进的源泉。
在科举路上,孔尚先可谓顺风顺水。应童子试时成绩斐然,知州杨引祚对其大加赞赏;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他在顺天乡试中取得礼经第一名;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高中进士,随后被选入翰林院担任庶吉士,后改任检讨,并兼任方略馆、典训馆纂修官。在翰林院期间,他勤勉敬业,诗歌深得李杜神韵,书法宗法颜柳,尤其在国书翻译方面造诣极深,每次御前考试皆名列前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夏,康熙帝在畅春园召试群臣,拟题“皇太后万寿无疆赋”。孔尚先见解独到,不仅获赐坐、赐食的殊荣,更得康熙帝亲笔临摹的董其昌“桃花每间杨花落”诗句,以及松花石砚和御书“远上寒山”的赏赐,一时轰动朝野。
孔尚先不仅学识渊博,更以德行著称。在家庭伦理中,他将“孝”与“悌”演绎得淋漓尽致:对待继母如亲生母亲般敬爱侍奉;对待嫂嫂极为恭敬,遵循“长嫂如母”的古训,在家族内部营造了雍睦和谐的氛围。这种私德上的无可挑剔,正是他日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坚实根基。
步入仕途后,孔尚先将个人修养延伸至公务之中。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他受命赴广西主持乡试,面对官场陋习,他作诗自警,时刻提醒自己保持清廉正直,其凛然正气令同僚动容。当时的广西巡抚萧公(后官至相国)向来不轻易赞誉他人,唯独对孔尚先礼遇有加,感叹道:“此至圣裔,其行事自与人不同也。”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孔尚先赴山西担任学政。公务之余,他深入考察三晋大地的忠臣、孝子与义士,大力表彰道德楷模;引领士子始终坚持“德行为先”,极力阐扬忠孝节义的传统美德。
从少年求学时的虔诚端拜,到立朝为官后的勤勉尽职,再到视学典试时的崇本敦教,孔尚先始终恪守儒家的精神坐标。正如黄昆圃在其墓志铭中所评价,孔尚先年轻时便摒弃了浮靡文风,独尊经史,博采秦汉诸家之长。他用一生向世人证明:真正的儒家风范,不在于高谈阔论,而在于日复一日的规行矩步与知行合一。
宫卜万
视名如尘,毕生守护桑梓文脉
宫卜万(1777年—1847年),字寿卿,号香海,出生于宁海州照格庄村。他自幼聪慧过人,诗赋、书画、碑帖拓制无一不精,尤喜诗古文辞。然而,考取秀才后,他屡试不第。面对科考的失意,他并未沉沦,而是将目光从庙堂之高投向了江湖之远。他意识到,宁海古州是一片人文底蕴深厚的沃土,但在漫长的岁月中,许多珍贵的文化记忆正面临散佚与湮灭的危机。若能挖掘、整理并传承这些桑梓文化,远比苦苦追求虚名更有意义。于是,他做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视一切富贵功名如野马尘埃”,以整理桑梓文献为己任。
宫卜万文化生涯中最为人称道的壮举,便是历时三十年辑成的《牟平遗香集》。在走访中,他敏锐地发现民间散落着大量历代未曾刊印的诗词。他深知,这些先哲的著述、乡贤的文献,是宁海州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通过一首诗不仅能了解作者,更能窥见彼时宁海州的山川风土、人情习俗乃至时事变迁。为了将这些瑰宝汇编面世,他穿梭于街村里巷、市井书肆,遍访豪门大户与文人墨客,千方百计收集名卿大夫乃至乡儒村樵、闺秀节妇的诗作。
从嘉庆十年(1805年)初稿完成,到道光元年(1821年)最终定稿,宫卜万五易其稿,耗尽心血。这部共16卷的诗集,收录了从五代至清代118位作者的1352首诗词,取“遗香剩草”之意,名为《牟平遗香集》。这是牟平历史上收录人数最多、诗词数量最丰富的合集。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每首诗前都附上了作者小传,坚持“不敢凭臆,亦不敢溢美”的严谨态度,使全书达到了人文互证、文史交融的高度。该书一经面世便广受好评,清代翰林院编修王懿荣盛赞其为“一人之诗,一身之史,亦一朝一时之史也”;清宣统《山东通志》亦评价其“持择颇精,足备文献”。《牟平遗香集》成为一幅幅历史文化画卷,保留了众多历史文化人物的重要信息,成为研究胶东东部地方史的重要文献,堪称牟平的文化经典。
如果说《牟平遗香集》是宫卜万对乡土文学的深情回眸,那么编撰《宁海志书证证录》则是他对家乡历史的责任担当。他认为方志最能体现区域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历史留给世人的宝贵财富,而宁海州自明代以来三次修志,或因战火焚毁,或因修撰仓促而谬误甚多,且自康熙十一年后长达150年未再续修。宫卜万对此念念不忘,在与挚友赵子辕修志的约定因友人早逝而落空后,他毅然决定独自承担这一重任。
面对亲属的反对和社会上“一介寒酸岂能修志”的质疑,宫卜万毫不动摇。他避开官方修志的名义,转而编撰《宁海志书证证录》。在随后的30年里,他冒着酷暑严冬,踏遍牟平的山水村落,考察残碑断简,查阅诸子百家,最终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完成了这部40卷的巨著,并附带4卷《修志杂记》,对修志体例与史料取舍做了精辟论述。这部心血之作在后来的知州舒孔安重修《宁海州志》时,成为了最核心的蓝本,其价值可见一斑。
除了文字著述,宫卜万对金石艺术也有独到贡献。昆嵛山作为海上仙山之祖,历代碑刻林立。他深入山中,跋山涉险,遴选出数十通极具代表性的碑刻,拓制成帖,编成《昆嵛帖》。这部涵盖唐末至清代千余年碑石文化资料的文卷,不仅展现了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更保留了珍贵的历史信息。此外,他留下的《四香馆文集》《西园诗稿》《莱阳县志拾遗》以及《登州府志补遗考证》等多部著作,在胶东文化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
木棠
旷达不羁,素心幽兰绘洒脱襟怀
木棠(字伯泉,号芾村),宁海州西油坊村人,是晚清胶东文坛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木棠先祖于清道光年间从云南丽江木府迁来,原为宁海望族,但到了咸丰年间木棠成年时,家道已然中落。然而,物质的匮乏并未磨灭他的才情与志向。据民国版《牟平县志》记载,木棠天性旷达不羁,自幼对诗古文辞有着极高的悟性,尤其在书画领域造诣颇深。他一生偏爱兰花,不仅是因为其“幽兰异众芳,任是无人也自香”的高洁品性,更是因为那素心皎皎、清幽袅袅的姿态,与他内心的精神追求产生了深深共鸣。凭借这份热爱与天赋,木棠笔下的兰花栩栩如生、气韵生动。他将内心那份旷达不羁、襟怀洒落的情感完美地注入每一株幽兰之中,成为咸丰年间的画兰名家。当时的文人雅士无不以能收藏一幅他的兰花图为荣。但他从未将绘画作为谋生手段,而是将其视为抒发胸臆和交友的载体,正如他在题画诗中所写:“生平殊少立锥地,信手兰花到处栽。”这种襟怀洒落的人生态度,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木棠的人生轨迹并未局限于书斋。考取贡生后,他被养马岛的一位黄姓道台聘为幕宾。借着外出公干的机会,他的足迹遍布南北各省。驻留广州期间,他结交了众多当代名士,其绘制的兰花也在岭南风行一时。这段壮游,栖霞名士林梦铎在《海邦志劫》中有所记载:“木伯泉,宁邑诸生,山左(山东在太行山之左,旧称山左——编者)名士也,少负义气,与京师燕赵间豪杰交游,南至金陵,周览大江上下诸名胜;年逾花甲,泛舟粤海之南,洪涛中挂帆弥月,有‘放怀古今失英雄’之句……”
游历倦极归乡后,山东巡抚崇礼特令宁海州聘请他为牟平书院主讲。在执教期间,木棠力主摒弃陈腐古制,大力变革学风,并倡导设立了“宾兴捐”,专门解决贫寒学子赴考缺乏资金的困难,这一义举深受当地士林的爱戴与推崇。
木棠一生著作多未留稿,仅存《师竹山房诗草》一卷待梓。令人欣慰的是,他的艺术血脉得到了完美传承。长子鸿春(字少泉)书法超俊遒劲,孙儿嘉麟(字仁生)临摹《颜家庙碑》形神毕肖,且画兰深得乃祖真传。世人皆感叹木氏“三世无拙笔”。
杨玉相
一身傲骨,辞官归隐守耕读清贫
在宁海州东凤凰崖村(现属乳山市),曾走出过一位极具风骨的文人——杨玉相(字子瑜)。他自幼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在诗文书法上皆有极高造诣,青年时期便已文名大噪。清咸丰八年(1858年),年仅18岁的杨玉相便考中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又高中进士,随后被任命为礼部主事,正式踏入仕途。
然而,杨玉相的官场生涯并没有持续太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却在短短103天后惨遭失败。光绪帝被幽禁,维新志士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海外,慈禧太后再次独揽大权。目睹了这场政治风暴的全过程,杨玉相内心对慈禧太后的专权跋扈感到极度愤懑与不平。在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下,他毅然选择辞官,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
回到乡里后,杨玉相自号“半瓠散人”,过起了类似陶渊明般的田园生活。他变卖了家私和土地,将全部心血倾注于教育。他设帐授课,广收门徒,凭借着深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吸引了无数求学者。当时,不仅本地学子慕名而来,就连百里之外的书生也纷纷背着行李、提着书箱前来求学。民国版《牟平县志》载:杨玉相“在本县中,最为老师宿儒,至今士林犹推重之”。
民国初年,杨玉相的得意门生吴佩孚已成气候。他仰慕老师的才识,多次恳请杨玉相出山任职。然而,早已看淡功名利禄的杨玉相,一次次坚决拒绝了学生的邀请。他不仅自己坚守清贫,还时常告诫子孙后代:“一不当官,二不经商,只做耕读之家。”
晚年的杨玉相专工书法与诗文,尤以草书见长,著有《观我堂诗文集》传世。他以92岁的高龄寿终正寝,用一生践行了淡泊名利、耕读传家的高洁志向,成为当地一段流传至今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