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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间刻录者的日记

2013-07-04 16:55:40

来源:烟台日报  



    国槐》读后随笔

    1

    “在恐惧和颤栗中,我想我要实现我的生命/就必须让自己做一次公开的坦白,暴露我和我的时代的虚伪。”切·米沃什,这个二战期间加入过反法西斯抵抗组织、对人类社会的对抗和暴力极度敏感的诗人,在1970年他59岁时写下了这首《使命》。一首很短的诗,充满着他对人生惯有的疑虑和悲伤。

    近来在读张承光先生的长篇《国槐》。数度想起米沃什的这首诗,觉到那沧桑的时间感从米沃什的诗里荡溢开来,弥漫在小说中,经久不散。是的,不得不让人惊诧——这是一部写文革的小说。以我的阅读经验,擦边球式的涉及文革的长篇尚属寥寥;而像《国槐》这样逼真再现那段历史的,可能没有。稍稍在这个行当里摸索过几日的作家都明白,这种题材,最好绕着走。这就是让我惊诧的原因:张承光先生反而用四十万字的体量,在极尽所能地呈现那段历史。他没有过思量吗?我想有过。但他是一个多么纯粹的写作者——对历史、对时间的忧虑,超过了其它所有的忐忑和思量。

    由此,我有理由认为:张承光先生是一个刻录者;他在用文字刻录时间,及随时间而正在逝去的历史。他是一个多么忧虑的人,他害怕那真正的历史随时间而逝去。因此,他坦白了自己的肺腑心肠。

    在书的封面上,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对历史的透视多么深邃,对未来的思索就多么缜密。”张承光先生在后记中又如此说道:“我之所以写《国槐》这部小说,恰是对明天充满无限希望的缘故。要知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取得的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是多么来之不易,是经过了怎样的痛定思痛……”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张承光先生对历史的描摹是基于一种怎样博大的情怀,那绝对不是简单地在揭伤疤、罗列不寻常的史实。我想,这也正是这部小说得以面世的原因所在。它所有的真实、疼痛、回望,都是客观而理智的,经得起推敲的。

    但同时,张承光先生在写作的过程中“或仰天长啸,或泪如泉涌”——那是一个写作者的心灵在情感和艺术之间的苦难交锋。他在刻录时间和历史,又不仅仅只是在客观地刻录。他是一个时间和历史的心灵刻录者。我认为,《国槐》是小说,更是心灵日记。

    2

    写书评,似乎必得简略说说书的内容;好比介绍一个陌生人与你相识,得先描述他的特征:这部书全景式地展现了海华中学在文革那段特殊时期的特殊遭际。大的命运,浓缩在中学这一个小舞台上。慕超然、李国泰、程锋、王淮海、周明三、贾建仁、胡曼曼、郎新民、老贺、慕荣荣、徐盼利……在舞台上扮演着历史分配给他们的各自的角色。激烈的利益冲突、历史与现世的纠结、迷雾重重的往事、爱情的欺骗、人性的坚持、灵魂的最终救赎,在这部书里都得到了完整的呈现。

    因此我不得不说:这是一部非常标准的长篇。

    先不论其它,单就这部书的体量——四十一万字,就足够让人心生畏惧了。在我十一年的写作经历中,共完成了九部长篇小说,但最长的也只有二十万字。其中相对重要的几部长篇,都诞生于我最好的年龄段。随着写作年龄和物理年龄的逐渐增长,长篇这种文体越来越让我畏惧。那漫长的、连续的劳动,每完成一场,人就被掏空一场。从精神到肉身。因此,我敬佩张承光先生,他在退休后完成了这部著作——要知道,他得付上超出这个年龄多少倍的劳动。但写作就是这样的一件事:一分耕耘,一份收获。多么简单。张承光先生做到了。

    他不仅做到了,而且,作为一个写作行当的手工艺者,他把这个活儿干得还相当漂亮。老实说,在没有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是心存疑虑的。这当然和张承光先生平日给我的印象大有关系,但还不是最主要的。我想,那一定是一个写作者天性中的疑虑,得要经过必需的检验和鉴定。就是在这样的疑虑和急需鉴定的前提下,我读完了《国槐》。合上书时,我给出了鉴定:这是一部标准的长篇。除却庞大体量的震慑力,这部小说从文本上来分析,也是几近完美的。各种长篇小说需要的元素完全具备:人物、情节、矛盾冲突都极其丰沛;叙述荡得极开,又有必要的节制。

    历史小说跟其它题材相比,往往会出现一个难以解决的病症:因为过重地聚焦在历史上,甚至涉及到考据等方方面面,就会使得文本的文学价值随之下降。这就造成历史小说格式化,只剩下一串串故事。令人舒怀的是,这种要命的病症,没有在《国槐》中出现。阅读的过程中,我数度被张承光先生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文学气质所打动。他对红楼梦、京剧、儒学、诗词等的研究,自然顺畅地糅杂在书中;关乎这些的描摹,又是那么地耐心、细致,读来竟能产生一阵一阵专业化的学术享受。慕超然等几个中学老师,无一不是散发着浓郁文化气息的人。这就使得整部书没有脱离它的文学初衷,经得起文本在文学上的考量。

    我认为,相较于在历史描摹上的贡献,张承光先生在文本上的讲究,也有毫不逊色的价值。

    3

    作为有着十多年写作经验的写作者,我深知,一个真实活在现世中的人,和他通过小说呈现出来的样貌,多数是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的。但我仍时时地在这样一次次的观察和比对中,一次次地惊诧着。张承光先生也不例外。甚至,他本人和小说中的他,距离更大。

    我和张承光先生认识时间不长。他每次出现,无一例外都是喜剧式的。他快乐,甚至俏皮;话语机智而幽默;他时时刻刻在笑,并且有本事让众人都笑;他常常手舞足蹈地唱起来。我从未见过他脸上有一丝丝的忧虑。没有忧虑——这跟一个写作者是多么地不相称。然而,你又不能否认他写作者的身份——他用《国槐》证明了这一点。

    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我们活在现世,但总有另外一个我,在现世之外而存在。小说提供一个场所,来安置那另外一个我。每次都喜气洋洋出现的张承光先生,他这样一副躯壳下,恰恰包裹着另外一个哭泣的他。想看到他的哭泣、柔软、忧虑、纠结、苦痛,那就最好到小说里面去。我想,这正是他在这样一个年龄,拿出这样一本书的力量所在:他包裹在内的另外一个我,时时地撕咬着他的躯壳,呼之欲出。

    在最近的一次见面时,张承光先生说,这是他第一次写小说。他称自己“很大胆”。我由衷地认为,这是一种可贵的“大胆”。或许,在经过几年主动和被动的文学规训之后再写《国槐》,可能就是另外一副样子。文学规训会让人逐渐变得小心翼翼。但从《国槐》中,似乎又感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张承光先生对艺术的追求,有他自己可贵的固执的一面,应该不会被文学大环境中某些渐成定律的“世相”所左右。

    他还会再写,我相信。一个内心世界和行为举止如此反差强烈的人,必得有另外的渠道。没有这样的渠道,那会如何地憋闷。而且,他有写的能力。写作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能力。

    作者:王秀梅 《烟台日报》2013年1月20日

责任编辑:安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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