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逢源

　　1945年8月23日，八路军兵分五路向盘踞烟台市的日伪军发起总攻击，第二天解放了烟台。

　　烟台市是当时解放区最大的一座港口城市，政治上、经济上和战略地位上均很重要。因此，中共胶东区党委决定，在接管烟台的同时，立即从胶东区党委机关报《大众报》社抽调一批干部，赶赴烟台，创办中共烟台市委机关报《烟台日报》。9月5日，我们接到调令：于大申，当时是《大众报》社编委、编辑科长，调任《烟台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宋兹心（女），当时是《大众报》社通联科长，调任《烟台日报》副总编辑兼编辑部长；刘恩，调任《烟台日报》社秘书处长；于敬，调任《烟台日报》社电台台长；于逢源，调任《烟台日报》记者。9月6日，于大申同志便带领我们从莱阳城南郊匆匆出发了。当时，宋兹心同志刚分娩不久，为了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她把婴儿托付在驻地一位老乡家里代养，毅然同我们一起，直奔烟台而去。7日下午赶到烟台，晚上我们五个人和衣而卧在毓璜顶一间有木地板的房子里。时值初秋，晚上还有些凉意，半夜我醒来，发现身上竟搭着慈心大姐的一件夹衣，一股暖流立刻涌遍全身。从8日开始，在于大申、宋兹心同志的统筹安排下，筹备创办《烟台日报》的各项工作迅速展开了。经过短短十天的紧张拼搏，全红印刷的《烟台日报》创刊号便以惊人的速度于9月18日胜利问世了。

　　《烟台日报》从她诞生的第一天起，便面临着国际国内的严峻环境，斗争十分尖锐，工作非常紧张，她始终以无畏的战士的姿态出现在全市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在报纸创刊那段紧张、艰苦的日子里，宋兹心同志作为报社的副总编辑兼编辑部长，倾尽心血，全力协助社长兼总编辑于大申同志工作，他们一起带领大家克服了重重困难，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完成了报纸的创办和出版发行任务。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小青年，宋兹心同志既是我们尊敬的领导，又是我们信赖的好大姐。她工作上帮助我们，生活上关心我们。虽然时过将近六十年，回想起来往事仿佛仍在眼前。

　　《烟台日报》作为当时解放区最大的一家港口城市报纸，任务艰巨，影响重大。创刊伊始，既缺少记者和编辑，又无通联工作基础，为了按时出报，大家都自觉地发扬革命的献身精神，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特别是于大申、宋兹心同志，在报纸创刊伊始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在主持整个报社和编辑部的各项工作的同时，每天白天带领当时仅有的青年记者于逢源、纪兆璞、李凤山（以搞通联工作为主）外出采访，组织报道；晚上回到报社又亲自动手编辑稿件，安排版面，一直工作到午夜过后，校完报纸大样送去印刷厂付印，才得休息一会儿。天明后，又紧张地投入新的一天的工作。就这样，日复一日，呕心沥血，坚持出报。那时，市区没有公共汽车，报社也无交通工具，于大申、宋兹心等领导同志也和记者们一样，不分晴和雨，不分冬和夏，每天迈开双腿，徒步奔波于全市的各个角落，深入群众之中，采访报道群众火热的斗争，保证了这张党报按时出版，同读者见面，成为全市干部和广大群众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良师益友。

　　《烟台日报》创刊不久的十月初，美帝第七舰队特遣队气势汹汹地侵入烟台海面，阴谋在已经解放了的烟台强行登陆，夺取中国人民的胜利果实。在我军和广大人民群众最终取得胜利的这场斗争中，报社全体同志，在社党委的领导下，临危不惧，斗志高昂，严守岗位，镇定而有秩序地展开各项工作，坚持照常出报。于大申、宋兹心同志更是身先士卒，一面组织指挥记者们深入斗争第一线进行采访报道，一面以记者身份亲自参加谈判斗争的采访报道，及时向全国发出在挫败美帝登陆阴谋的斗争中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消息。宋兹心同志是采访谈判斗争的记者中唯一的一位女记者，她英姿飒爽，落落大方，政治敏锐，笔力遒劲。通过新闻报道，有力地揭露了美帝舰队的侵华野心，鼓舞了全市和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坚定了胜利信心。

　　1946年初，上级又给报社调来几位同志，至此，报社的编、采、通干部连社长、总编在内共有12人。虽然最困难的创业阶段已经过去，各方面有了发展，但是，只靠这寥寥数人，而且大部分是年轻新手，坚持办好一份日报，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那时，通联工作刚刚开展，来稿甚少，外勤记者只有余定华、纪兆璞、于逢源、谢丁四人。有一段时间，稿件主要靠四名外勤记者提供，所以我们外勤记者没有一天不发稿的，有时一天发二、三篇。为了避免在同一天的报纸上多次出现同一个记者的名字，宋兹心同志特意为我取了“舒彤”的笔名。有时当天采访了几条新闻，都须次日见报，但时间短促，来不及赶写出来，宋兹心同志便一面听我汇报，一面记下要点，我来不及写的，她就亲自动笔，写成稿件编发。这种快节奏的工作方式，使我们受到很大的锻炼。宋兹心同志身体不大好，熬不得夜，编排完版面后，睡得早些，但下半夜还得起床看大样。有时大申同志照顾她休息，不叫醒她，就自己伏在案头打瞌睡，或者拼命抽烟提神，等着看大样。有时抽着烟睡着了，烟头掉在衣服上，烧了一个一个的洞。那时的物质生活也是十分艰苦的。很长一段时间，文质彬彬的宋兹心同志的衣着仍是农村妇女打扮。为了报道东江纵队北撤到烟台，她要到美国军舰上采访，才由公家出钱做了一身灰色细布的列宁装，加上她戴一副近视眼镜，我们都开玩笑叫她“洋包子”。生活虽然清苦，斗争生活却丰富充实，我们人人都觉得其乐无穷。

　　1947年春，亲自参与领导创办《烟台日报》的宋兹心同志奉调到中共北海地委宣传部工作。当这位和我们朝夕相处、甘苦与共，在倾力拼搏中结下深厚友谊的好大姐离开《烟台日报》报社时，我们都依依不舍，惜别之情难以言表。1948年春，《烟台日报》暂时停刊后，我奉调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任新华社军事记者。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那天，利用战斗间隙，我拍了一张半身照，特地给兹心同志寄去一张，聊表思念之情。照片背面写的是：“兹心姐姐留念，弟逢源，摄于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之日———一九四八·一二·一六”。

　　1993年5月，年岁已高的宋兹心同志满怀思念之情前来北京会访当年在胶东《大众报》和《烟台日报》工作的老战友。我和老伴宋淑姿以及原任《大众报》记者的孔东平和夫人徐舟力等人热情地接待了她。故友重逢，喜出望外，相见甚欢，并合影留念。多年来，我们年年都有书信往还，互致问候。

　　作者简介：于逢源，离休前为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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