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线人自主行为还是公安授意
因为国际上没有人消费熊猫皮，也不存在真正的大熊猫皮交易市场，近年来，类似的案件在全国各地几乎已经绝迹。直到出现这几起发生在重庆荣昌，与甘海龙有关的蹊跷案例。
一份由荣昌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大队长何勇向当地法院出具的“关于李启均、胡洪强出售大熊猫皮案件的情况说明”部分证实了人们的猜测。
“说明”中称：“2004年年初，特情（即线人，记者注）向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汇报（当时我任刑队大队长），在四川雅安地区认识一个姓彭的老头，自称有大熊猫皮要出售，要价数10万人民币；我队安排其只能要现货，而不能为要货去找货。该特情甘烈建化名甘海龙，通过彭某认识了胡洪强（外号胡三娃）；胡告之甘海龙自己有一张大熊猫皮干货（硝制过的），要数10万元才卖。”
“甘海龙自己垫付15000元给胡，胡打了一张15000元的借条，却迟迟不拿皮子出来看。”
“2007年年初，特情甘烈建向县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称（我现任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雅安市保兴县（记者注：应为宝兴县）的胡洪强打来电话说有一干货大熊猫皮要卖，甘烈建答复其不要了，胡洪强说不要了怎么行；我手上真的有大熊猫皮，而且是两张；并提出两张皮子共计100万人民币；条件是他要先来荣昌看看情况。”
“2007年6月12日上午，胡洪强住在荣昌县三级汽车站旅馆三楼，提出要见买主和看购货的现金，经向分管局领导郑华付局长汇报同意，由我装成要货的人同甘烈建会见胡洪强，在旅馆见面后，胡洪强告之我他和另一个朋友打伙做的这个生意，一共两张大熊猫皮，我说你两三年前就说你有大熊猫皮要卖，我们什么也没看到，如果真是有大熊猫皮，你确实要卖，我们就买，如果不卖，那就算了。胡洪强说我真的有大熊猫皮，但是我朋友不相信，要我来先看一下钱；我说人不会拿钱给你看的，现钱现货。说完后我们就走了。”
“6月14日，甘烈建报告说胡洪强已出发来荣昌，我队民警和林业公安科安排局里的统一部署在高速路守候，16日凌晨2时，胡洪强、李启均驾驶一辆长安车来到荣昌，先在鸿宇宾馆住下，又到三级汽车站对门的小旅馆开房约甘烈建面谈，再去鸿宇宾馆看货，被我公安干警抓获，缴获一张大熊猫皮。”
重庆森达律师事务所的马礼芳是李启均的辩护律师。他认为，线人的行为并非像警方所说的“不能为要货去找货”，而是有诱导犯罪的嫌疑。
他分析，甘海龙曾支付1万元定金，这笔钱不可能是线人自掏腰包。“线人与警方之间必然存在利益关系，有些人，甚至有可能成为‘职业线人’而谋取可观的经济收入。如果线人花了定金而案子没破，他就拿不到奖金，线人不可能在金钱上冒这样的风险。因此，更可能是由警方出资。”
“假如诱使别人猎杀大熊猫是‘线人’的自我作为，其行为必须受到法律惩处。如果这是线人与经营他的人合作的，那么应该追究谁的责任，我想大家很清楚。”他说。
胡洪强的辩护律师贺亮指出，荣昌警方在案发后，曾经带着李启均一起，到宝兴现场调查取证，追查了枪支的来源、勘察了杀害大熊猫的现场，但在判决时，并没有判处二人“杀害珍稀野生动物罪”。
据调查，荣昌公安局向当地法院出具了一份“关于移送‘李启均猎杀大熊猫一案’的情况说明”。“说明”上称：“根据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管辖规定，我局预将李启均猎杀大熊猫一案移送案发地：四川雅安市宝兴县林业公安机关处理，目前此案正在移送之中。”然而，截至记者发稿时止，宝兴县公安局、宝兴县林业局林业公安科都没有收到这份“移送”文件。
孙仕群的案件也与此相似，“贩卖运输”大熊猫皮的孙仕群被判刑10年，而猎杀熊猫的王云国却安然无恙，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为什么只判贩卖运输而不判猎杀？”律师马礼芳质疑，“因为按照属地原则，猎杀案应移交到发生地宝兴，那么，宝兴县公安机关就可能要求把甘海龙抓捕；因此，不移交的原因，可能是为了保护线人，也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
12月14日，荣昌县林业局副局长、森林警察大队原大队长唐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使用线人一事毫不避讳。他告诉记者，警方的线人多半曾有犯罪前科，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更容易“进入角色”，获取必要的情报。但他补充说，“甘海龙这个线人是荣昌县公安局经营的，对他的行为，我们并不清楚，也没办法评论”。
重庆市林业局林业公安局局长李名列则告诉记者，荣昌县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破获的所有与大熊猫有关的案件，就是“你们知道的这几起”。
崔学振推测，荣昌警方可能是在“立功、受奖”的利益驱动下，不惜使用线人，甚至默许、授意线人违规操作。上世纪80年代，宝兴县有关部门，就曾因连续破获猎杀大熊猫案，获得国家林业局和公安部颁发的一等功。
甘海龙的行为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警方默许或授意？没有人比荣昌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何勇更清楚，但他以“县公安局政治处不同意”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日前，国家林业局已成立工作组，前往川渝两地督办此案。相信真相不久便会大白天下。
|
烟台深海纯生
烟台暖生鲜啤
烟台嫩生啤酒
